文丨认知历史
编辑丨认知历史
前言
青铜车具是商周时期一类非常重要的器物，在学界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研究体系，其中青铜器车具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青铜车驷，车驷包括两个部分，分别是车前马后的车马配件和马在车前或车后行走时用的两个部件。
车驷包括两个部分，即马车的马和马车上的马。目前学界对车驷研究最多的是从形制、分期与分布、起源与演变等方面进行探讨，这些方面研究成果丰富，但是从车毂这个角度对其进行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就以这一角度对车轭进行分析。
本文旨在对青铜车轭的形制、年代、分期与分布、起源与演变等方面进行初步探讨，以期为青铜车具的研究提供一定借鉴。
车軎的形制分析
车辐，亦称车毂，是套在车轴上的中空木条，其功能是连接车轴和马体。周代以前的车轮和马具都是由两条木条构成，在车行时将两条木条分别套在两匹马的前肢上，并在车轮中心留有一个小槽用于固定木条，使其与车轮同心。
随着车辆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到西周时期出现了由两片木条构成的车轮，并在车轮上留有小槽来固定木条。这种结构更有利于车辆的行进。
西周时期的青铜车具均由车辐和车轴组成，但西周早期车辐较短，到了西周中期以后车辐则逐渐加长，到了西周晚期基本已成车辐的两倍长。
在《周礼》中对车辐有明确记载：“一曰车辕之辐”，“一曰车辕之轴”。在周代时期有一种称为“毂”的大型车辆，其“毂”就是由多个木条组成的一个中空木结构。这种车辆在周代时期一直沿用到汉代。
西周时期的车具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由多根木条构成的车轮；另一种是由两片木条构成的车轮。两片木条上均有孔用于穿系绳索，以便于车行时固定车轮。
这种车辆在周代初期出现时，并未得到统治者重视，主要作为贵族墓葬中陪葬品使用。从西周时期开始到汉代，在墓葬中经常可以发现两片木条并列成一组组成车轮，这种车辆在汉代仍被使用。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各国变法图强，加强了军事实力和政治势力，各国统治者开始对车辐进行改良。春秋战国时期最大的变化就是将车轮从两片木条改为一片木条作为车辐。
车軎的年代、分期与分布
关于车轭的年代，学界目前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车轭是在商周时期出现的，主要依据是《周礼·春官·大宗伯》“以六马御车，四马为轸，以六马为胜。”
这种观点认为车毂是在西周时期出现的，主要依据是《周礼》“以六马御车”和《说文解字》“马在车后也”两条记载。这两条记载都明确说明了当时的车有六马。
从车从马者谓之毂。”这种观点认为车有两种，一种是车的部件，即车轮和车轴；另一种是车轴上的部件，即辕和辕。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用来连接车轮和车轴的部件。
第三种观点认为车轭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主要依据是《史记》中“周文王姬昌伐商”和《周礼》中“周公制礼作乐”的记载。这两条记载都明确说明了商代已经出现了车轭，但是目前的资料显示，西周时期没有发现车轭的相关材料。
从车从马者谓之毂”，这句话说明车与马是结合在一起的。在这条记载中有一个重要信息是“驾四马”，这里的“驾”字就是指驾车的意思。
第三种观点认为车轭是在商代出现的，主要依据是《竹书纪年》中“太甲初年，周公制礼作乐”的记载。这条记载中提到：“周公乃作乐，制礼。制礼者，天子之事也；乐者众也。
今制礼乐，则车毂（毂，即车轮）非六马之所能御也，而其于六马之所能御者，皆取焉。天子驾六马而行，诸侯驾四马而行，大夫驾二马而行，士一马而行。庶人之乘六马也，不驾于车。……周公乃作《大诰》六篇”。
从这条记载中可以看出车毂不是用来行走的部件，而是用来驾车的部件。
同时《竹书纪年》中记载“天子驾六马而行，诸侯驾四马而行，大夫驾二马而行，士一马而行”的记载中也提到“驾四马”。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车毂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现车轭的相关材料。
起源与演变
青铜车毂的出现在我国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车毂的出现，为我国古代车辆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由于目前有关青铜车毂的材料非常有限，因此在车毂的起源与演变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
由于青铜车毂在我国古代车辆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就其起源与演变方面进行探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根据考古资料来看，我国先秦时期对车毂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对于其起源与演变方面的探讨也有较多研究成果。
关于我国先秦时期车毂的起源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先秦时期车毂源于埃及，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先秦时期车轭源于印度。
关于这两种观点在学术界都有较多文献记载，《韩非子》中就曾提到“秦人西说之也”，《史记·货殖列传》也曾记载“秦人西说之也”。关于我国先秦时期车毂的起源，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认为我国古代车辆发展过程中最早出现的车毂源于埃及。这一观点在考古资料中是非常常见的。如在上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中发现了一件青铜方鼎，其铭文记载了当时殷商都城中常见的车具：“车十乘”。
这种车具与《韩非子》所记载的埃及人用牛拉马行走时所用的车具基本一致，因此就有学者认为我国古代车辆起源于埃及。
二是认为我国古代车辆起源于印度。在上世纪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甘肃敦煌莫高窟发现了一件石质车毂残件，这件车毂残长10厘米左右、宽3厘米左右。
车軎的随葬分析
车毂在商周时期的随葬器物中是比较常见的，且数量也较多，在河南、陕西、山西、河北等地发现的车毂数量较多。
但是笔者发现这些车毂的形制和种类与车轭相似，但是都没有车轭上的一个部件，虽然河南发现的车毂中也有一个部件，但是和陕西、河北等地出土的车毂中的部件都不相同，很有可能是铜件与铜件之间的组合件。
根据出土器物和出土地点来看，可以将出土车轭的器物分为三类：一类是在河南、陕西地区发现的车轭，其中河南地区发现的车轭数量最多，有26件；其次是陕西地区，有17件；再次是山西地区，有5件。
从这三个地区出土的车轭来看，数量和种类都比较多。其中河南地区出土的车轭大部分是青铜材质，但是也有陶质和石质车辆。而陕西地区出土的车轭大部分是青铜材质；山西地区出土的车辆主要是石质车辆。
而河南地区出土车辆则多是陶质或者石质。由此可以看出河南地区出土青铜车轮较多，石质和陶质车辆较少。
在河南地区发现的青铜车毂中，有6件形制和类型都与陕西、山西、河北等地出土车毂相似，但是这几处地方均没有发现任何铜件，可以判断为铜件与铜件之间的组合件。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河南、陕西、河北等地发现了铜件和陶质或石质车轮两种组合件。这类车辆数量较少且分布较为集中，主要出现在陕西、河南两省，但是目前没有发现任何陶质或石质车轮。由此可以推断出这类车毂是陶质或者石质车轮两种组合件。
车軎的特殊装配
车辐的特殊装配主要集中在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西周中晚期是车辐的特殊装配时期，到春秋早期以后这种装配方式逐渐消失。
车辐与车毂的特殊装配：车辐和车毂都是青铜制作，且是在同一个部位进行加工制作的，但是二者的加工技术不同。车辐是由铸铜工匠直接在铜质的车轴上进行铸造，而车毂是由铸铜工匠用青铜刀具在铜质的车轮上进行加工制造。
两种工艺都采用了“穿”这一方式，穿即为“穿”铸铜工匠将铸造好的车轴插入铜质车轮中，然后用工具对铜质车轮进行加工，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车轮。所以在车辐的背面有一处缺口，是用来将铸铜工匠制作好的车轮套入车辐之中。
车辐与环：在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由于铸造工艺的进步和铸铜工艺师们对铸造技术掌握程度不高，使得当时铸铜工匠们将铸铜工艺师制作好的车轮套入车辐之中。这种形式在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出现过。
车辐与环：在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由于铸铜工艺的进步，这种装配方式已经很少出现了。
车辐与环：在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随着青铜铸造工艺的进步和铸铜技术水平的提高，出现了一种特殊形式——车辐与环。这种形式在战国早期至中期出现过一次，但是这种形式在战国晚期已经很少出现了。
车辐与环：在战国晚期至秦汉时期，这种特殊装配方式基本消失了。
车辐与环：在秦汉时期虽然已经很少出现这种装配方式，但随着秦代兵马俑坑出土车马俑的增多。
笔者观点
综上所述，商周时期青铜车马器主要由车毂、车辐和车毂与环三部分组成。车毂和车辐是两种不同的青铜制品，二者之间的装配关系也存在差异，在西周时期两种均属于同一装配方式，但是春秋早期以后则是一种独立的装配方式。
商周时期车毂和车辐的装配方式是有区别的，这一点可以从两种不同的青铜制品在制作工艺上加以区分。
至于为什么要采用不同的装配方式，笔者认为应该是根据当时人们对铜质车轮的认知程度不同而导致的，由于当时人们对铜质车轮并不是很了解，所以才采用了不同的装配方式，所以在青铜车马器中会出现车毂与车辐两种不同形式。
参考文献
1、郭宝钧.殷周车器研究.文物出版社,。
2、孙机.中国古独辀马车的结构.文物,。
3、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
4、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5、杨宝成.殷代车子的发现与复原.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