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记载了一则很有名的故事，名将周亚夫晚年因为偷偷买了朝廷禁止交易和私藏的五百甲盾，被人告发。负责调查的廷尉见了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君侯欲反邪？”周亚夫赶忙解释，那都是打算用来给自己陪葬的明器，他一个行将就木之人，怎么会谋反？万万没想到，廷尉竟当场撂下这么一句话：“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就算生前不谋反，死了也会在阴曹地府做个反贼。结果，一代名将就这么被气得吐血身亡。
在疑似周亚夫墓的陕西咸阳杨家湾4号墓里，并没有见到随葬甲盾的痕迹，但杨家湾汉墓出土的汉兵马俑却为后世提供了复原西汉军戎服饰的一套标本，令汉军威仪得以再现人间。
01军戎服色走向统一
顾名思义，戎服即行军、作战期间所穿的军服。相比现代军服而言，古代军戎服饰更为复杂。狭义来看，戎服是为便于行军、弓马等运动所设计的服饰。广义上讲，古代戎服则包括为了加强身体防护而装备的各式各样的甲胄。
防身的甲胄在远古时代就已出现，但专用于打仗的军戎服饰系统却建立得较晚，因为先秦时期战争形态主要为车战，戎服与普通服饰界限还不明显，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可以算得上一次戎服改革，但毕竟影响力有限，各地男子服饰仍然以传统深衣袍为主，即将从前独立的上衣和下裳合二为一，但在剪裁上仍保留着一分为二的界限，穿着时将全身深深包裹。深衣的长短有礼制要求，短，不能露肤；长，不能拖地吃灰。
西汉初期的戎服与秦兵马俑所穿的有什么差别呢？最明显的差别在颜色！秦代戎服之所以五颜六色，主要因为秦人并非由朝廷统一发放戎服，而是军士个人自备。但这种情况到西汉初年则有明显改变，观察杨家湾汉俑身上残存的色彩，可知戎服几乎以红色系为主，印证了东汉初年史籍《汉官解诂》的记载：每年八月，汉朝官方会举办一场“都试”，考察将士们的射术。
在考试现场，参与者皆身着“绛衣戎服”。“绛”，按《说文解字》的释义，为“大赤也”，与汉代禁军“缇骑”中的“缇”字同义，“今俗称谓大红也”。从目前考古资料来看，在汉王朝建立之初，虽然军戎服饰的形制基本沿袭秦制，但汉军戎服的服色已有统一化趋势，是我国军戎服饰发展史上一大划时代的进步。
02汉军徽识知多少
在今天，世界范围内的军服大同小异，我们可以轻易发现许多共通之处，如盔帽上会有代表不同国家军队的帽徽，而识别军衔、兵种、番号等标识也会在军装的肩部、领部或袖口等部分有所体现。若再细致些，还能发现军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姓名牌。这一系列辨别兵种、职衔、番号、个人姓名等信息的标志，统称为“徽识”。这种徽识，早在先秦时期的军人身上就有所体现，甚至有军事指挥官利用军队徽章之别出奇制胜。
徽识在中国起源于何时？因缺乏具体资料无法考证。据《说文解字·衣部》载：“褚，卒也。卒，衣有题识者。”可见作为作战个体单位的“卒”就是因为衣服上带有徽识而得名。徽识之于军人主要有两大作用，第一是表明士兵个人身份信息，作战不幸阵亡也好识别收敛遗体；第二是识别阵营、兵种，不至于一开战就敌我不分，乱成一团。
根据出土的汉俑和雕刻与文献的印证，基本可以推测出，中国古代军队的徽章制度至少在西汉时期已基本成熟。汉代军队的徽识主要分章、幡、负羽三种。其中，章最为普遍，是古代士兵以及其他参战平民必须佩戴的徽识。
可见早在战国时代，军队里的将领就有使用不同的旗帜、士兵佩戴不同的徽章以区别的规矩。而古时作战，排兵布阵非常重要，所以徽章佩戴位置也不同，如左军徽章佩在左肩，右军徽章佩在右肩，中军徽章佩在胸前，并在徽章上写明部别姓名。此外，军队按前后五行的顺序，佩戴五种不同颜色的徽章。这种区别佩章法，可以让士兵在指挥官排兵布阵时能够准确服从调度指挥。该兵书还强调了“亡章者，有诛”，看来当时对于士兵佩戴徽章的管理制度就非常严格。
这种制度延续到汉代仍在实行，年，在青海西宁大通县上孙家寨汉墓中出土一批汉简，即“大通汉简”，简文主要内容为军法、军令，其中有“什以肩章别，伍以肩左右别，士以肩章尾色别”的记载，这种以章区分之法与《尉缭子》记载一脉相承。
接下来说说汉军的“幡”，有时也叫作“徽”。从级别来看，幡应该比章要高一些，学者孙机推测幡可能是汉代军官佩戴的。但也有观点认为幡的用处类似于日本战国时期足轻背后的“指物旗”，有识别部队作用，可能是信使、传令官或特殊职位特有的识别装饰。杨家湾陶俑有肩部披带许多尖角长巾者，犹如燕尾，很可能就是文献中军人“肩上绛帜”的徽（幡）。
至于负羽，仅在一些战国墓葬的画像砖上的军士有类似装置，而且画像过于模糊，难以判断。因为没有实物和具体形象，究竟是什么人使用也不明确，但可以确定的是，不会是基层军官的标识，因为负羽目标太大，很容易吸引敌军攻击。
还有人认为“负羽出征”的负羽，其实是汉代军队背后背负的弓箭、弩箭，汉代陶俑身上确实有装羽箭的方形盒子，例如江苏徐州狮子山汉墓和北洞山汉墓出土的陶俑，均有背负一种长方形的盒状物，发掘报告均写为箭箙。不过这些“箭箙”里并没有发现箭镞一类的东西，而且背那么高，在实际操作中也不易取箭，因此这个盒状物未必是箭箙，可能是插羽毛所用。实际上日本战国时期也有类似负羽的士兵，但多为传令兵，他们因来往于战场和大本营之间，危险性远低于在前线直接作战的官兵，按照这一战场风险逻辑，负羽作为传令兵饰品的可能性相当高。
03两汉军士装束的异同
随着近年来汉服热潮在青年群体中兴起，各大博物馆也先后举办了不少古代服饰文化相关的特展，学界服饰史研究也逐渐有成为显学的趋势。在文艺界也出现不少追求服化道复原的影视剧。但时至今日，几乎所有试图以复原画风来反映汉代风貌的影视剧都会走进一个时间陷阱，即明明故事的时代背景在东汉末年，但人物装束的参考对象却全是西汉文物。其实两汉年间，上至政治、军事制度，下至社会文化、民间习俗，都并非一成不变。
就军戎服饰这一系统来说，到汉武帝时期，汉朝已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武官制度，在这一制度的影响下，军官与士兵的服饰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区别。两汉的军戎服饰虽然一脉相承，但随着科技提升、战争形态变化、时代风气革新等原因，这年间也出现了不少变化，这种变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潜移默化逐渐形成。本文为便于区分理解，姑且以西汉和东汉两个时期划分，简单对比一下两汉戎服的差异。
我们先看两汉军人头部装束的变化，这是最容易区分的。从咸阳杨家湾汉墓、徐州北洞山汉墓等地出土的彩绘陶俑来看，军士还普遍存在头戴皮帻、武冠的情况。杨家湾出土的一尊彩绘将军俑上有很多重要信息，这名将军身穿方领口形的鱼鳞札甲，靴子也色彩华丽，但没有佩戴铁胄，只有一顶巾帻，帻上发髻部分佩戴皮弁。如果是将领，这种装束应该不会用于战场，可能是在非战时状态或仪仗场合使用。杨家湾出土的骑兵俑头上戴的武弁则更为常见。戴这种武弁时，要先戴帻，而后在帻的外层罩皮弁，是西汉军人的代表性首服之一。
彩绘武士俑（左），西汉，陕西省咸阳市杨家湾汉墓出土，该俑肩部披带许多尖角长巾者，犹如燕尾，很可能就是文献中军人“肩上绛帜”的幡。身穿汉代铁甲的模型（右）。甲胄参考年西安北郊西汉墓出土的一领铁甲制作，肩上也参考汉俑对幡进行了复原。
我们以两部走复原风格的影视作品为例，陆川导演的《王的盛宴》，时代背景从楚汉相争跨越到西汉初年，电影中士兵装束主要参考杨家湾汉俑进行复原，士兵皆戴同款皮制武弁，可以说是复原比较准确的。另一部是吴宇森导演的《赤壁》，故事时代背景在东汉末年，也能看得出电影试图在服化道方面跳出“传统三国题材一堆宋明甲胄”的画风，想将符合时代背景的军士搬上银幕，不想却掉入另一个陷阱——参考了杨家湾汉墓的兵马俑，导致银幕上一群头戴武弁的西汉士兵“穿越”到东汉末年的战场上跑来跑去。
那么，东汉士兵应该戴什么呢？圆顶赤帻。赤帻是东汉时期武人常见的首服之一。前文说过，西汉时期的军士主要戴武弁，而武弁之下衬有帻。到西汉晚期，随着各种帻被广泛运用，武弁也逐渐消失。东汉是巾帻盛行的时代，在军队中也不例外。这种帻的顶部到东汉中期已演变为硬壳，东汉晚期，平上帻后部逐渐增高，形成圆顶形。根据文献记载，除了水军为黄帻之外，其他军士基本为赤帻。
其实以今天的审美来看，东汉时期的圆顶赤帻的确不如西汉武弁英气，颜值也差一大截，这可能是各种影视剧都不愿复原它的原因。实际上这种帻最早的确是地位较低的仆从才戴，只是它发展演变到东汉末年时，已成为一些贵胄平居时常戴的首服之一。赤帻又名平上帻，可以与武冠一起佩戴。《续汉志》刘昭注引《晋公卿礼秩》载：“大司马、将军、骠骑、车骑、卫军、诸大将军开府从公者：着武冠，平上帻。”顺便一说，因为实体文物稀缺，而大多数东汉时期画像砖画风又比较抽象，并不能比较完整地展现东汉赤帻之形制，在没有实物存世的前提下，文物俑的参考价值就变得十分重要。
年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出土了一组保存较为完好的持戟、持矛铜骑士俑，全队共17骑，墓葬时间为东汉晚期。复原团队选择其中一尊持卜字戟的铜骑士俑进行推敲研究，对俑头上所戴之帻的尺寸和结构研究对比，敲定后在技术人员的帮助下才制作出这顶具有东汉特色的赤帻。
西汉士兵（左）首服参考杨家湾汉俑武弁进行制作，这种武弁在西汉时期相当普遍，但到了东汉时期，武弁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圆顶赤帻（右）。通过对比可知，两汉军士最大的区别在于头部所戴的首服。
再来对比军士身上的服饰。形制上，两汉军戎服饰的变化远不如普通服饰明显，但服色方面，东汉会更复杂一些。东汉时期文官以黑袍为主，武官则以红袍为主，这在央视版《三国演义》中亦有表现。不过在军戎系统里，无论是武官官服，还是骑吏戎服，红色系都占很大比重，这在出土的东汉墓葬壁画中多有印证。
例如洛阳偃师杏园村东汉墓壁画《车马出行图》中，导引骑吏大多戴着赤帻，身穿红色长袍。但到东汉中后期，随着地方势力强盛，军士服色开始复杂。想想民国时期，军阀割据，导致全国出现各式各样的军服，军帽、钢盔也是“万国牌”。东汉末年的情形也能以此类推，群雄割据，地方军参差不齐也必然导致军服的形制、服色五花八门。
至于军人们腰间束身的革带，足部所穿的靴子，几乎贯穿两汉，一直沿用至后世。带钩在先秦时就已广泛使用，后来又出现了束衣甲之用的革带。东汉至魏晋时期，革带之装饰更具多样性。《晋书·舆服志》载：“革带，古之鞶带也，谓之鞶革，文武众官牧守丞令下及驺寺皆服之。共有囊绶，则以缀於革带。”可见当时革带的使用已文武通吃。
至于长靴，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指挥官武士俑就穿了一双精致的彩靴。汉时靴子称为“鞾”，《释名·释衣服》曰：“鞾，跨也，两足各以一跨骑也。本胡服，赵武灵王服之。”
东汉弓箭手戎服复原展示，头上所戴赤帻形制主要参考年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出土了一组保存较为完好的持戟铜骑士俑进行制作。该弓箭手头戴圆顶赤帻，身穿米色麻料武袍，腰间有系带与革带。手持长弓，背后背有箭，腰间环首刀为应对近战之用。
此外，从西汉开始，军人、侍卫已普遍穿着襦裤，徐州北洞山的侍卫俑装束就与杨家湾汉俑不太一样，前者身穿直裾燕尾长襦，腿部穿着较为肥大的襦裤。这种装束看起来似乎不便于作战，但考虑到陶俑身份为侍卫，长襦、襦裤在这里可能具有军礼服性质。汉代男装常服与武士、军人服饰有个明显差别，就是绑腿的使用。绑腿自先秦时就已出现，无论在秦始皇兵马俑、杨家湾汉俑身上都能发现它的影子，它的生命力与革带、靴子一样顽强，在历代的军营里都能见到其身影，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从外观来看，两汉军戎服饰形制变化不大，最明显的区别还是首服，即武弁为赤帻所取代。这是因为戎服本身不具备防御力，只要满足灵活轻便的条件，的确不必有过多变革需求。两汉时期的军队防护装备方面，真正出现革命性进步的是铁制甲胄的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