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业陶同志吗”
——当我确定把包含我名字的几个字做文章题目的时候，眼睛湿润了
文/李业陶
望着这个电话号码，盯了很久很久，犹豫、不舍、无奈……最终，我还是把它从联络人中删除了。
这是一个座机号码，陕西西安的，它的主人是副政委，确切地说，是正团级政委，只不过我一直称他为副政委。因为在我作为他部属的期间他是副政委，沿用那时的称呼，不但是习惯，而且包含有老关系的那种自然和亲切。
副政委原来是师政治部干部科科长，一九七0年秋我调团政治处担任组织干事的时候，他是我们团副政委。
部队首长对部门的领导分工非常明确，司令部和后勤处的工作归团长和副团长负责，而政治处是在政委和副政委的领导下，所以我们政治处的干事们和副政委的接触比较多。
那时部队团职干部基本都是经历过战火考验的老革命，副政委的情况我知之不多，但应该也属于那个范围。
副政委是胶东人，长得白白净净，平常说话和和气气，很文雅的样子。工作不忙的时候，经常到我们政治处转转，混得熟了，也时常和我们这些青年人聊聊天，甚至开开玩笑。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还没有部队干部转业安置工作这一说，退役了就是作“复原”处理，哪里来的回哪里去，所以我们这些农村来的干部思想很不稳定，有的同志当着副政委的面说：“反正早晚要回家种地，还不如趁年轻早回去好了。”
副政委笑嘻嘻地说：“那怎么行，都不当兵，谁来保卫祖国，敌人打过来怎么办，还怎么消灭帝修反？”
少数同志入伍之前已经在农村定亲或者结婚，入伍提拔为干部之后，就背弃了原来的婚约，从公职人员中另谋新欢，有时我们组织股会接连收到农村女同志的投诉。
聊起这事儿，副政委说：“农村媳妇有什么不好？我老婆就是农村人，长得漂亮，会做饭，也很贤惠。”
一次，有领导提起写字的事，说我写的字太潦草，不太好认，副政委说，“李业陶同志的字，我是领教过了。”
教育也好，批评也好，讨论也好，副政委总是那么和颜悦色，面带微笑。如果就此认为副政委是一个不会严厉批评人的好好先生，那就大错特错了。
一九七二年秋天，我参加师教导队培训，我们团去的干部组成了一个排，排长正是副政委。一天战友理发后，我主动打扫卫生。结果副政委问，“谁扫的？还不如不扫，让别人扫！”话不多，分量很重，把我羞愧得无地自容。
好心做好事，却受到了批评，有点尴尬，可是我转念一想，副政委说的对，应付、马虎做事怎么能做好呢？副政委是在教育我怎么做事、做人。这话让我记了一辈子，我反而因此更尊重副政委。
一九七九年夏天，我医院，医院里担任政委，因为是老熟人，没事的时候我也和副政委一起聊聊天。
医院里有一位护士长，人长得很漂亮，工作也很积极认真，只是从来没有笑脸，好像是有什么心事解不开，而且奇怪的是身为护士长却不是党员，我把疑惑告诉了副政委。
副政委缓缓地说，“年轻人呐，自己管不住自己，就误了自己。”这分明是话中有话，不便再问，我也大致明白了其中的原委。管住自己才不会误了自己——如重锤击鼓，这话足够经典。
长期的交往，让我对副政委的修养和人品非常认可，也尊重有加，但是仅仅如此，还不足以使我对他感恩戴德，之所以我对这位首长终生难忘，当然有特殊原因。
人生在世，可能会经历很多事，遇到很多人，有些人只是擦肩而过，有些人是好感一阵子，而有些人让你铭记一生。原因其实也简单：人在最困难的时候得到帮助，一定会感恩在心；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得到温暖，也会铭记在心。
一九七五年春天，我被派到坦克一连去代理指导员，跟我同住一舍的干部干事告诉我，团常委会已经通过了，就是让你去担任指导员。
代理，也有个继续考察的可能，命令没公布，我就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指导员。
代理一连指导员期间，有一天训练完毕，一位排长找到我，抱怨副营长偏心眼，说副营长是原来三连连长，上次训练完让一连保养车，这次又让一连保养，明摆着是向着三连、欺负一连。
我一听非常生气，营里领导怎么能这样呢？表示坚决不能接受，无论副营长怎么解释，我也听不进去，并且对副营长说，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结果闹成了僵局。
事后反思，这是我的错。首先，不接受任务就是拒绝执行命令，作为军人是大忌；退一步说，即使副营长安排不合适，也应该由主管军事的连长去说，轮不到我这个代理指导员去出头。然而当时脑袋一热，我只想着不能让手下弟兄们吃亏，在江湖哥们义气感情支配下，冲动出了格。
两个多月后，在机关宿舍，干部干事告诉我，“一连指导员不用你去干了，换我啦。”听到这消息，我先是一愣，接着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显然是被“退货”了，不过当时我思想并没有太大的波动。
一九七六年夏天，一批干部调整，我赫然在列——被派往一个直属连队担任副指导员。
这事超出了我的预料。
如果没有足够丰富的阅历和一定高度的思想境界支撑，一个人遭遇挫折之后，便没有能力深刻剖析自身的原因，也没有能力以豁达的胸怀面对变故，而很可能幼稚地怨天尤人，甚至生出或者放大莫须有的委屈，那个夏天，我便是如此。
当然，我“护犊子”的秉性一直没改，转业地方之后也是如此，我认为下属同志受到不公正对待时，不止一次以激烈的语言纠缠，迫使领导收回成命或者改变主意。幸好领导宽宏大量，没影响我什么，这是后话。
原来想，不提拔没关系，在政治处干几年退役就是了，再说“参谋干事没大小”，干事担任连队副职也正常，可有“前科”那档子事，感觉这么安排就不单纯了，相当于隐形的处分、实际意义上的贬值。
尽管这一切是由于我自身失误造成的，但是，我认为一直没有一个人跟我说错在哪里，而是“不宣而战”，还直接把我“赶”出了政治处。
想起野营拉练的时候因为忙工作吃冷饭落下了肠胃病，想起担任新兵连指导员的时候带着新兵下井挖煤，想起几年来承担了那么繁重的文字材料工作，我还是一个阅历短浅的青年人呐，心理防线瞬间崩溃了。
我在宿舍里默默地流泪。
一位部门领导上门做我的思想工作。这时候讲任何道理对我来说都没有一点用处，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不停地流泪。最后，这位领导说了一句，“你这样，我们也没办法！”说完就走了。
从来没有想过怨恨谁，但那个瞬间确实是我十几年军营生涯中最为心灰意冷的时刻。
痛痛快快哭过一场，心里一下子轻松起来，就像窗户忽然打开，阳光照进了房子，阴霾一扫而光。
出乎我意料，第二天，副政委出现在我的面前。无论是出于领导的本色也好，出于多年的战友情谊也好，总之，我的心一下被温暖包裹了。
我笑着和副政委讨论转业的事情，副政委也没有再用什么大道理教育我，只是陪我说说话，不像是做思想工作，更像是为了看望我。
人与人之间相处，除了工作关系、利益关系，更还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确确实实存在的感情关系。
几乎近于跌入人生深渊，副政委还那么不离不弃，让我非常感动。
一九七九年秋天，我转业回到家乡，副政委是我少数写信保持联系的战友之一，后来家里安装了电话，电话交流也是最多的。
大约是一九八八年吧，我从当地水产门市部买了虾壳、虾皮儿邮寄给副政委，不想副政委给我寄来了一床毛毯，还说在临潼也能买到海产品，让我不要再寄。
一九九四年夏天，我随团去陕西旅游，趁其他人游览兵马俑博物馆的时候，我擎着雨伞，提着家乡的土产品敲开了副政委的家门。
见到老首长，我非常高兴，有千言万语想说，可是时间紧迫，匆匆半个小时，我便告辞了。
多年间，我除了把自己出版的书寄给副政委，逢年过节还要通电话问候。有时候是我打过去，也有时候是副政委先打过来，但是，无论什么情况，副政委第一句话总是说，“李业陶同志吗……”
部队其他首长、战友和我交流，有的称我老李，有的称我小李，也有的称我当时的职务，唯独副政委，还是部队的老习惯，总是那么一字不落地称呼“李业陶同志。”
那一声胶东口音的“李业陶同志”，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时时在耳畔响起，那么正规，那么熟悉，又那么温暖。
辛丑年春节之前，我想给副政委打个电话，可心里没底，不知道他近况如何，于是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