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兴邦先生
青年时期的石兴邦
半坡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盆
石兴邦（右一戴帽者）与考古工作者提取法门寺出土的金袈裟
编者按
10月21日，中国当代著名考古学家、新中国考古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中国史前考古的重要开拓人、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石兴邦先生在西安逝世，享年岁，全国文博界闻之哀痛！
石兴邦先生德高望重，一生致力于田野考古与学术研究，砥砺前行、未尝稍怠，主持发掘西安半坡、临潼白家村等重要遗址，并组织实施周原、咸阳、杨家湾、雍城、秦始皇陵与兵马俑一号坑等一系列重大考古项目，为新中国的文博考古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年9月至年夏，30多岁的石兴邦先生领导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史前遗址的大规模科学发掘，大面积揭露、科学系统记录、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研究成果及考古成果刊布体例被学界誉为“半坡考古范式”，开创了国内全景式聚落考古的先河，促生了中国第一座遗址类博物馆——半坡遗址博物馆的诞生。年，95岁高龄的石兴邦荣获中国考古学大会终身成就奖，这是中国考古界对我国考古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先生们致以的最崇高敬意。
本期，《文博视野》特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考古专家孙周勇先生撰文，为读者介绍石兴邦先生的考古人生，一起致敬并缅怀这位人格高洁、为中国文博事业和陕西考古鞠躬尽瘁的大先生——
石兴邦是新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一生倾注心力最多的是中国史前考古研究。他对史前史及方法论、中国新石器文化体系、史前环境与生业形态考古、史前发现与传说时代、中国文明形成与发展的考古研究都有独到的见解，搭建起了陕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基础框架，其以社会人类学视角诠释考古遗存的科学范式，为中国考古研究和中国特色考古学体系构建作出重大贡献。上世纪50年代初，30岁的石兴邦先生通过主持半坡遗址发掘的历练，很快成长为中国一流的田野考古学者。石兴邦先生先后工作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社科院、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为中国考古作出了重大贡献，是陕西考古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曾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考古学会会长、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入选首届“陕西省社科名家”，荣获“中国第二届考古学大会终身成就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陕西考古的重要奠基者
一生致力于田野考古与学术研究
年10月，石兴邦出生于陕西耀县石柱乡一个“半地主式富农”家庭。年，14岁的石兴邦阔别家乡，就读于西安一中，然而他只在课堂里度过了半年平静时光，受战争影响，学校被迫搬迁至汉南，他转学到了三原中学。年高中毕业时，石兴邦参加陕西省会考，取得了全省第一，全国第九的成绩。作为陕西会考状元，石兴邦同时填报了两个志愿。一个是中央大学的边政系，一个是武汉大学的政治系，最后，石兴邦决定到中央大学的边政系深造，因为受到中学时代爱国教育的影响，对班超定西域、张骞通西域的故事很感兴趣，并想通过大学的学习来增加对边疆和少数民族的认识了解。
年，石兴邦进入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攻读研究生课程，读研期间，石兴邦向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学习考古方面的知识，随之参与了杭州玉泉山晋墓的发掘，这也成为他的首次田野实习。年，夏鼐回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担任副所长，石兴邦也跟随前往担任学术秘书。除了考古专业以外，他还学习了俄文版、英文版马列主义著作，强化了历史观的培养塑造。
在陕西工作期间，石兴邦先生倾注了大量心血，从重大项目的发掘到田野工作的布局、从学术机构的创新到学科体系的完善，从硬件设施的改善到人才队伍的建设，石先生始终秉持躬身力行、挺膺负责的态度。先生一生致力于田野考古与学术研究，砥砺前行、未尝稍怠，主持发掘西安半坡、临潼白家村等重要遗址，组织实施周原、咸阳、杨家湾、雍城、秦始皇陵与兵马俑一号坑等重大考古项目，探研史前文明、书写周秦历史……建立了铜川耀州窑、咸阳、绥德等数十个工作站，完善了全省的考古体制，培养了一大批高级研究人员，为陕西考古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石兴邦先生一生致力中华文明的探索，于史前考古研究倾力最多，青灯黄卷、扎根田野、潜心学术，著作等身。从半坡到下川，再到白家，用数十年的坚守，续写了中华文明的新篇章。先后出版《西安半坡——氏族部落文化聚落的发掘研究》《半坡氏族公社》等十多部重要学术著作，发表《陕西渭水流域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黄河流域原始社会考古研究上的若干问题》等有影响力的论文一百余篇，不仅向我们揭示出了史前文明的秘密和未知细节，更有对史前史及方法论、中国新石器文化体系、史前环境与生业形态考古、史前信仰与传说考古、中国文明形成与发展的考古研究独到见解，为推动中国考古学科的发展、促进文化遗产保护、繁荣文化事业作出杰出贡献。
年10月在成都举行的中国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95岁的石兴邦先生荣获中国考古大会终身成就奖。其中颁奖词这样写着：“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期间，石兴邦先生主要负责西安半坡遗址发掘、关中地区考古调查等田野考古工作，同时还参加了《中国史稿》第一卷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的编写工作，后来又主持发掘了山西沁水下川和陕西临潼白家村两处重要遗址。”
人面鱼纹盆被收录进教科书
“半坡考古范式”：全国首个遗址博物馆诞生
历史回到年，石兴邦先生等人被安排赴西安半坡村进行田野实习，由他担任总辅导。这次实习发掘开展不过几天时间，却不料揭开了一个人类年前的生活图景，即就是震动中外的“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半坡遗址的发掘持续了3年多时间，整个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发掘1万平方米，呈现出一个具有完整布局的村落遗址。经过鉴定，这里被确认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在这里出土的人面鱼纹盆被收录进中学历史教材，为全国人民所熟知。而让石兴邦先生更引以为豪的，则是在考古史上的又一次创举——进行开放式发掘，允许当地百姓，尤其是村民入场参观，将史前人类的物质创造和生活场景一一展现在人们面前。
在石兴邦先生弟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教授撰写的《半坡的高度》一文中，曾总结概括过石先生的相关成就：“半坡遗址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的意义不仅仅是深化了仰韶文化本体的研究，而且为中国新石器考古研究建立了一个重要模式，也是中国全景式聚落考古的开端。这个模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检验，即便现在已经拥有数十部史前考古发掘报告，我们依然发觉没有超越此模式。”
王仁湘教授评价道，“半坡考古范式”是新中国考古学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就，显示了中国考古学非常明显的进步，并从各个方面进行了论述。首先，半坡范式是大型聚落遗址发掘范式的创立。半坡遗址揭露面积大，参与人员众多，田野工作时间较长，发掘组织有方，对于复杂遗迹现象的处理摸索出许多成功经验，半坡为大遗址发掘提供了一个范例。其次是史前考古报告编写范式的创立。发掘报告《西安半坡》信息量大、方位广、研究结论富于启发性，创立了完美的史前考古报告范本。报告的结构、主要章节内容、插图编排、表格与附录样式等等都是后来学者必仿的格式。报告中的遗迹与遗物线描图是考古绘图的经典之作，很可能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第三是考古人类学研究范式的确立。对半坡所获资料的解释有考古年代学的，有文化人类学的。对聚落布局问题，生业方式问题，农业起源问题，氏族制度问题，墓葬制度问题，灵魂崇拜问题，鸟崇拜问题，彩陶纹饰的演变及意义的解释，当时的研究都走在了前面。引进多种自然科学方法，开创了中国环境考古研究先河。半坡考古报告对资料进行了综合研究，为重构半坡人的生存环境、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做出了巨大努力，而这正是后来西方新考古学所追求的目标。第四是大型考古遗址保护与展示范式的建立。在遗址发掘现场建立博物馆，大面积保护重要遗迹，将考古成果直接展示给公众，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半坡遗址博物馆是遗址类博物馆的领头羊，后来正是在这个样板的启示下，又陆续建成了许多遗址博物馆和一些大遗址公园。第五是考古学育人范式的创立。许多著名考古学者当初都是从半坡走出来的，如俞伟超、张忠培、杨建芳、黄展岳等老一辈学者，先后参与半坡发掘的有多位专业人员，都接受了半坡的洗礼。
半坡的发掘使学者们有了重新全面细致认识仰韶文化内涵的可能。这是中国新石器考古第一次发现如此丰富的资料，也是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揭露一处考古遗址。半坡的发掘使仰韶文化的区系类型研究成为可能，确立了半坡类型，主要内涵属仰韶文化早期，这是区分不同时空范围仰韶文化的开始，年石兴邦先生提出了仰韶文化的类型划分意见，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确立。这个方法还影响到后来包括龙山文化在内的其他许多新石器文化的研究，如果没有地区类型划分，中国新石器文化的研究就不会有今天这样完整的体系和清晰的脉络。
半坡遗址的考古成果被学界称为中国考古的“半坡范式”，潜移默化地引领了中国考古学发展态势。而半坡遗址发掘中对聚落布局、生业方式、农业起源、氏族制度、灵魂崇拜、彩陶纹饰等问题系统研究，以及与自然科学结合的研究视野使之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不仅仅因为它深化了仰韶文化本体的研究，还因为它为中国新石器考古研究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模式，成为中国全景式聚落考古的开端。
如今，半坡遗址的发掘已过去了60多年，许多人是通过半坡开始认识史前中国的。这就是半坡的高度。而石兴邦先生正是由半坡出发，经过不懈努力，对中国史前文化整体框架和中国文明形成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解构理论。
“关学重实践，驷驖美秦风”
对考古事业的挚爱之情令人动容
结束半坡遗址的发掘工作后，石兴邦一度回到陕西任职，先后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直到年才重返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不久后，他开始了山西沁水下川遗址的发掘，这也成为他考古生涯中又一座里程碑。
王仁湘教授在《半坡的高度》一文中谈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对长江流域的史前文化进行数次系统考察后，石兴邦先生开始构建中国新石器文化体系的轮廓，提出另一种以考古为依据的三分说。石先生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形成于多年前，他将这个体系分作三个系统：一是以稻作农业为主的青莲岗文化及南方文化系统诸部族；二是黄土高原的垦殖者、以粟作农业为主的半坡仰韶文化系统诸部族；另一个是以狩猎畜牧或游牧为主的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诸部族。这三个系统经过0多年的发展融合，最后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庙底沟氏族部落文化，它是华夏族最早的原始文化核体，在与周围诸部落文化长期接触的过程中，不断发展成长，经过三个发展阶段，最后发展到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石先生对中国新石器文化体系的研究，有自己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他强调由自然环境史和大经济史的研究出发，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和文化史，重视神话传说提供的线索，重构信仰传统，进一步探索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这样的史前史研究思路与实践，为后人提供了系统的方法论，是石先生在学术上的重要贡献。
年，中国社科院指派石兴邦代表国家文物局专门来陕西指导秦俑填埋、清理和后续发掘的工作。用了八个月时间，发掘面积达两千平方米。李岗回忆起石先生对秦始皇陵作出的贡献时说道：“先生不仅为中国史前考古作出巨大贡献，也对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的发掘研究倾注了心血，曾担任兵马俑坑第二次发掘负责人，推动了秦陵考古及保护事业的发展。”年夏，法门寺的宝塔轰然倒塌。年担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的石兴邦，从年2月开始，带领了一个考古队对塔基和外围进行发掘清理。法门寺地宫的发掘，不仅是我国唐代考古的重大发现，也是佛教界的一大盛事。
今年4月份，中国社会科学网刊发了一篇名为《石兴邦：中国全景式聚落考古的开创者》的文章中提到：石兴邦先生是我国健在考古学家中最年长的一位。他亲历了新中国考古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走向世界发展的完整历程，更亲眼见证了新中国文物工作者思想理念从考古到文化遗产保护的转变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常怀颖博士曾经协助做北大考古口述史，他至今仍然记得十一年前为石兴邦先生做采访的点点滴滴：“先生在采访时背诵了民国时期三原一中的校歌‘关学重实践，驷驖美秦风，好青年，好学生，远道任非轻’。”现在回头看，这校歌所写就是先生的为人。在整个陕西甚至北京、湖北的采访过程中，石先生关照、提携后学的事迹太多，但问到先生本人时，他都是淡淡略去，或者一句“日子恓惶，可怜人嘛，能帮一哈就帮一哈。那是典型的石先生式的质朴和厚道。”
哥伦比亚大学李峰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工作期间，办公桌被安排在西屋，就坐在石先生房间门口。他回忆道，石先生每次回京我们都有机会说话。石先生曾很认真地对他说：“你是咱陕西人，你要回陕西来，回来得晚不如回来早！”石先生人缘特好，只要人一回来，西屋就马上车水马龙，自己也沾光认识了陕西来的一些考古前辈。远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探亲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院）原所长、姜寨遗址发掘者巩启明听闻石先生溘然离世，不免潸然落泪：“石兴邦先生是新中国考古事业创立、发展的亲历者；是新中国陕西考古事业的擘画人。石先生是我的老师，对我的人生和事业影响巨大。几十年来，先生耳提面命甚多，无论是学科发展、田野工作、学术研究、所务所情……大小事务，不计其数。在事业使命召唤下，先生率我辈同僚一道为陕西考古事业不辍努力。回首往事，历历在目，恓惶处，泪满襟。”
先生离世后，他的弟子王仁湘教授难掩悲痛，为因疫情不能亲往吊唁深深不安，撰写了挽联纪念先生：“为华夏蛮夷寻根神州南北，替唐汉秦周探脉关内西东。”西安半坡博物馆原馆长张礼智先生也感叹石先生作出的杰出贡献：“情系考古业足迹遍神州岂止半坡，首倡史前馆声誉享世界功在兴邦。”
陕西省文物局局长罗文利深情地回忆起每年春节去看望先生的场景。他说：“石兴邦先生是陕西考古的领航人，他一生心系考古，对半坡念兹在兹。这几年我去探望他时，先生抱病在身，身体日益虚弱且神志模糊，但是只要一提到‘半坡、彩陶’‘考古’这些字词，他的眼中就立即闪现出光和亮，总会艰难地扭动身躯并喃喃自语着什么。先生对考古事业的挚爱之情令人动容！”
先生一生温良敦厚、务本求真、知行合一，对考古事业饱含深情。百岁离世，无疾而终，功德圆满。石兴邦先生的逝世是陕西社科界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考古学界的重大损失。秋风落叶，与您道别。石兴邦先生千古!
□文/图孙周勇（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原文刊发于年10月29日《西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