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兵马俑的出现催生了一门秦俑学，多年来的研究可谓甚精甚全。陶俑的制作工艺自然也吸引了不少专家的目光，目前对秦俑的制作工艺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即泥条盘筑(体腔)初型，然后雕塑细部，其它零件单独捏塑或模制。
关于秦俑体腔制作工艺的叙述，如袁仲一先生在《秦兵马俑坑》中说：“俑的躯干是空腔，用泥条盘筑法成型……目前没有发现用模的点滴痕迹”。而论述秦俑制作工艺最原始者，也是最细凿者，乃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陶俑陶马的制作工艺》一文。其中关于体腔制作如下：“……然后再用泥条盘筑法制作体腔……有的俑体腔内泥条盘筑每层间接茬非常清楚。泥条每层高3-10、壁厚约3厘米……制作体腔时，为控制形状，估计用几段范模，最后套接起来”。
泥条盘筑是陶瓷成型最基本的方法之一，秦俑的制作是完全可以采用此种方法成型，技术上不存在问题。在刘占成《原大秦俑制作的考察与研究》一文中，也描述了通体泥条盘筑复制秦俑的事实(但文章图片显示，复制品壁厚远不止3厘米。然而从实践经验来看，在3厘米壁厚的基础上，用高达10厘米泥条盘筑成型，同时保留泥层间接茬痕迹，在实际操作上存在很大问题，即泥条之间无法压实。这种成型方式对于高度近两米的秦俑来说是不可行的。
从秦俑群统一单调的形制来看，泥条盘筑法肯定不是最有效率的成型工艺选择。高效的模具成型应更适合秦俑的形制。另外，在兵马俑陶马体腔采用的左右两分的模制法中可以看出，模具成型工艺当时已被熟练掌握，陶工似乎没有理由在陶俑的制作上放弃这种高效率的生产方式。
简报中所描述的秦俑这种工艺特点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模具成型。泥条之间的茬痕也应是模印工艺留下的痕迹。准确地说，那些茬痕是采用泥条上泥方式留下的模制工艺痕迹。这种工艺在今天的较大型模制雕塑制作中也经常采用，其通常以薄泥板实模，粗泥条上泥(出于紧泥实模的要求，一般泥条痕迹无有保留)。只有这种工艺才可能会产生三厘米壁厚而泥层高达十厘米的工艺现象。所以，简报中所称“为控制形状，估计用几段范模”的泥条盘筑法应该就是采用泥条上泥方式的模具成型法。
磁县湾彰被疑为北齐文宣帝高洋陵的壁画墓M出土的高厘米的大门吏俑成型方法的有关论述也有类似问题，《磁县湾彰北齐壁画墓》一书叙述如下：“陶俑身体的制作是由下往上以泥条盘筑而成……泥条宽度约10厘米，胎壁厚度一般在2厘米—3厘米……”此大门吏俑的成型方法于秦俑一样，也应是模印而非泥条盘筑。
由于秦朝酷刑黩武、滥耗民力致使其国祚短薄。在数年的战乱之后，公元前年，刘汉再次统一中国。初汉时的中国，民生凋敝，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敝……民失作业而大饥馑……人相食，死者过半……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陶俑的发展却逆世而行，不仅确立了其在俑艺术中的主要地位，而且俑艺术本身也承担起了墓葬文化中的重要角色。
自秦始皇首开大规模陪葬陶俑群后，西汉帝王将相对之皆乐此不彼。西汉早期陶俑，目前所知主要出土于陕西咸阳、西安帝王陵区及江苏徐州地区，这些随葬陶俑，多发现于随葬坑内。规模大，数量多，出土地点集中，高祖长陵的陪葬墓、文帝霸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宣帝杜陵、徐州北洞山和狮子山楚王墓等等皆有出土。数量多者如景帝阳陵，据估其陪葬俑数可能以万计。徐州狮子山、北洞山楚王墓以及高祖长陵陪墓等所出以千百计的彩绘兵马陶俑群，明显继承了秦俑风貌，虽无秦俑奢宏，却也不失气势。然景帝阳陵俑群为代表的着衣陶俑则代表了汉文化的勃兴。西汉，陶俑已成风靡之势，不仅如此，在继承秦俑的基础之上融汇楚风，创出独特的着衣陶俑，令人耳目一新。
它们的出现正是西汉文化个性的反映，也是西汉早期陶俑的艺术主脉。-年，位于陕西咸阳的阳陵出土了三千多件陶俑，这些陶俑一般高62厘米，无臂裸身，俑体修长。陶俑塑造比秦更为细腻，表情生动欢愉，个性突出。从出土情况看，原有可活动木臂，着衣配件皆细致如实，与真人无二，估计陶俑陪葬总数达万件。这些陶俑精雕着饰、数量惊人，不禁令人生疑，为何在经济初起，崇尚廉俭无为的初汉，仍有如此奢举？又为何在西隅关中会兀现楚韵彰弥的着衣陶俑？这些问题的答案也恰是西汉陶俑所以成势的缘由。
陶俑的盛行，首先应归因于陶质材料本身。其一，陶泥塑性卓越，使雕塑制作张弛自如，精拙由意；其二，陶泥取材便易、不费不靡；其三，其模具成型工艺简单易行，既可批量生产，又能件件出异；其四，陶经窑火，质硬如岩，不锈不腐。这些金木皆不具备的特性是陶俑脱颖胜出的先天原因。
另外，西汉正处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革期，社会由原来的宗族结构向家族家庭结构转变。原有的礼制体系正在消亡，作为这种体系主要表征的墓葬制度也随之改变。在西汉早期墓葬中，原来最为核心的青铜礼器组合急剧减少，作为墓主人的社会等级标志，它们正从随葬品清单中消失。这时大规模陶俑群的出现，其作用便是取而代之，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地位标识。
再有，陶俑暗合当时社会文化遗俗。其一，“汉承秦制”，刘汉制度脱胎于秦朝而来，正朔不改，服色不易，皆袭赢秦。秦人葬俑体制被汉朝承接自然在事理之中。更何况，汉立都于故秦，当地风俗习惯难免遗渗汉廷朝野，正如贾谊言：“曩之为秦，今转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尤尚未改”。
其二，汉初为安抚民生所推行的薄葬少事政策对陶俑产生了相逆的促进作用。这并非政令不行，而是恰好相反。考古材料显示，汉朝初期推行的薄葬政策是有实效的，如文景时的墓葬中金银铜锡等贵重金属品皆大为减少。可同时，陶质器物不减反增，陶俑尤为突出。考古发现在汉长安城西市之内及其附近有大量的陶窑分布，其中已发掘的21座陶窑皆被专用于烧制陶俑(这些隶属东园匠下的窑场所出陶俑与阳陵陶俑完全相同)。在《汉书》中，文帝陪葬用“瓦器”也被视为美德。由此可见，陶质器物本不在汉帝薄葬政策的节省清单上。相反，在当时仅就“瓦器”陪葬本身便是薄葬的象征，在这种观念支配下，陶俑逆势兴起。
着衣俑则本是楚墓葬文化特色之一，其多为木质，也有陶木俑存在。楚国这种木身，首、手、足皆陶质的着衣俑和阳陵着衣俑有些不同，后者手臂为木，余皆陶质。尽管如此，但阳陵着衣俑的楚文化风味依然清晰可鉴。这种着衣陶俑数量甚巨，且多见于西汉帝陵，这显然和刘氏的楚文化背景有关。刘邦本就是楚人，如《史记》中纪录的刘邦“甚重祠而敬祭”、“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等等言行，都反映出了汉刘强烈的楚文化特色，楚人好俑的习俗也必然会融入汉文化当中。可以说，汉陶俑艺术的勃兴，乃当时中国大一统的文化背景之下，秦楚文化交融汇通的结果，而汉帝陵着衣俑也正是汉朝楚文化源脉的鉴映。
西汉中期以前的陶俑主要集中在关中、徐州地区，融秦楚文化于一炉，并确立了陶质俑在中国墓葬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西汉湖南、湖北等地依旧袭楚俗，多木俑)。至西汉后期，陶俑文化不再限于帝王将相陵墓，所覆地域也逐渐扩散。西汉中晚期陶俑在西安、洛阳以外，山东济南无影山、河南济源泗涧沟汉墓，河北邯郸彭家寨等地皆有发现，陶俑艺术开始在全国各地萌发。但西汉晚期政治混沌，经济衰败，陶俑制作失却了社会经济支柱，品质不如之前，数量亦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