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俑是军事题材的雕塑作品，展示的正是大秦帝国的武力，包括强大的军队，也包括先进的武器，所以“尚武”便成为秦俑美的基本内涵。研究秦俑的人体美，必然要研究秦俑身上所反映出的尚武之美，一方面陶俑们直接展示的正是他们的威武气势，另一方面尚武是当时秦国军队的精神追求，也是秦国社会普遍认同流行的价值观，以此尚武构成秦俑人体美的精神底蕴。秦军来自秦人，秦军的尚武精神源于秦人的尚武传统，了解秦人的尚武之美，首先要知道秦人的尚武传统。
秦早期在西戎，与戎人杂居甚至通婚，他们的生活习惯乃至政治行为无不受到戎人的影响。《淮南子·要略》中有这样的描述:“秦国之俗，贪狠强力，寡义而趋利。”关于秦人的性格特点，许多学者都曾作过评论，概括起来是:“彪悍、粗犷、质朴无华”或“独立、尚武、质朴”。那么，秦人的这种性格特征是怎样形成的呢?
首先，我们应从当时秦人所处的社会地理环境和长期与戎狄少数民族交往的历史背景中找寻。在古代中国，当黄河流域的夏商周人先后进入文明社会，建立起奴隶制政权时，他们周边的少数民族仍处于氏族部落制阶段，时称东夷、南蛮、北狄、西戎。这些处于落后阶段的少数民族经常侵扰以华夏民族自居的夏商周王朝。《史记·秦本纪》中记载:秦人祖先因辅佐殷商有功，“嬴氏多显达”，曾是商朝统治时期的诸侯国之一，在西戎，为商朝守卫西部边界。
周灭商后，秦人地位下降沦为周的附庸。周孝王时，秦人先祖非子因善于养马和畜牧，便为周王朝主持养马工作，后因马匹繁蓄，周孝王使其：“邑之秦”，“以和西戎”。对此，《括地志》中有载“秦州清水县本名秦，赢姓邑，汉属天水郡。”直到统一前，秦除了对东方六国作战外，对西北的戎狄还时有战争，并在不断占领的戎狄故地设立郡县。长期的杂居生活和战争环境，使秦人具有一种粗犷、质朴、尚武的性格特征。
这一点，秦俑中有很好的反映，俑士们的神情，古朴的发饰和衣着，还有那威武的姿势，粗糙却不简单，整齐却不生硬。同时正是因为秦人粗犷、质朴和尚武的性格特征造就了秦俑的独特之美。
其次，秦国从孝公三年(公元前年)任用商鞅开始变法到统一六国前夕(公元前年)，法家思想在秦国统治了约余年，如果再加上统一之后的15年，法家思想的统治则长达一个半世纪。经过这一百多年的统治，可以说法家思想的精粹已全面渗透到秦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秦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思想结合秦国的历史和现实，产生不同于当时其他法家学派弟子所推崇的变法，即秦国的商鞅变法有着自身特点。其一是主张的“以法治国"(包括以法治军)；其二是“重战”、“好力”，“重战”是指重全民参战，“好力”是说好国家之力，就是运用法律和政权的力量鼓励、督迫人民踊跃参战以增强国家的武装力量，最后实现由秦统一天下的目的；
其三是奖励战功、奖励农耕，即确立农战结合的发展策略；其四是统一赏罚，此举废除了秦国贵族的特权，解决了秦国社会的历史弊病，极大地调动了平民农耕和参战的积极性；其五是提倡"法治教育，打击排斥诸子百家及各种私家学说"，把人民的注意力集中于一点，集中于秦国的崛起着一件事上。这些思想观点在商鞅变法改革时所颁布的法、律、令，和推行的政策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并被后来的秦国统治阶级奉行，《史记》等古籍以及《云梦睡虎地秦简》中对此有大量记载。
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变法轰轰烈烈地开始了，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的一系列法、律、令开始贯彻执行，农战政策也在秦国推行开来，秦人告别了之前的社会生活，农耕和争战以及与此相关的祭祀和祈祷变成他们生活内容的主要方面。从此，“战”成为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除一些祭祀和祈祷外，大抵是非农即战。
长此以往，秦国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父子兄弟、亲戚朋友见了面，互相勉励的话便成“务之所加，存战而已矣”，以至于出现“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则民用矣。凡战者，民之所恶也，能使民乐战者王。强国之民，父遗其子、兄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无返。”
所以有学者曾精辟深刻地指出:这实质上是在提倡一种“乐战”、“重战”文化，具体表现为“经济上的利战，制度上的强战，政策上的倡战，风尚观念上的崇战尚战，心态价值上的乐战重战观”。说到底，“乐战”、“重战”文化旨在培养人民尚武崇武的思想观念，加强封建国家的武装力量，强化国家的战争机器。秦俑雕塑群像所表现的种种精神特质，也正是法家政治教化下秦民族性格世世代代不断积淀的结果。
自古上有所倡，下有所好。在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强权政治和一套完备的奖励耕战政策的驱动下，秦人参与战争的积极性是当时的东方六国之人所无法比拟的；加上“战胜则有拜爵之赏”，秦民“勇于公战”，全国上下呈现出高昂的参战热情。在秦俑形象中，那些拥有坚毅强悍，无所畏惧，同仇敌忾的神情特征的陶俑，在全部陶俑中占了大多数，正是秦民“勇于公战”的体现。
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荀子在了解秦国的情况后，说了这样的话“秦人其生民也呕陀，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陀，钮之以庆赏，鳅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网。”严酷军法训练出的军队，必然是一部分军人养成勇武、强悍、冷酷的性格特征，另一部分军人养成敬畏、恭谨、顺从的性格特征，这恰好体现出法家所谓的“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赏则死”的思想主张。
而在秦俑形象中，这两部分人都占了相当的比例，所谓的“”勇民”完全是中国古代赳赳武夫的形象，他们身材高大粗壮，神情凶狠，一脸的肃杀之气，整个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这部分军人的年龄多为壮年，他们久经沙场，身经百战，似乎满脑子都是杀敌建功，获取奖赏。以此相应的，秦俑中那些表现敬畏、恭谨、顺从神情的，多是一些青年军人形象，或许他们参军时日不长，经历的战争不多，对法令有一种敬畏和害怕的心态，故多表现出恭谨顺从的神情；也有的表情严肃认真，注意力高度集中，仿佛正凝神聆听着号令。
总之，秦俑军阵所显露的那种肃穆冷竣的气氛，秦俑形象中所展现出的那些或刚毅威武、自信果敢，或勇武强悍、无所畏惧，或恭谨顺从等神情特质，正是秦提倡“乐战”、“重战”文化，强化尚武传统，和推行以法治军、轻罪重罚、赏罚并用的法律政策的结果，是秦人长期的社会政治生活和征战实践在秦军身上留下的印记。
秦国与戎族杂居的历史环境和商鞅变法成功推行的农战政策是秦国尚武精神产生的两大重要原因，由此尚武成为秦国人的传统，以致成为秦军的追求，也就自然而然地反映在秦俑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