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第一个做出俑的人，难道你没有后代吗？按这种说法，我们仿佛看到了来自数千年前孔子气急败坏的咒骂，孔子此言，也激荡起中国殉葬史中一朵格外耀眼的浪花。
（一）人殉、人牲与殉俑
在我们理解孔夫子这句话之前，需要对人殉与人牲要有基本的认知。因为学界普遍认为，殉俑的产生正是为了代替残忍的人殉制度。实际上，人牲和人殉，曾经是古代世界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
简单来说，“人牲”其实来源于远古人类的食人遗风，人的地位正如字面理解那样，和牲口并无二致；而“人殉”则与家庭及私有制的出现有关，最初表现为女从男死，带有比较强烈的阶级性质。
人牲祭祀毫无疑问，商代是人牲达到顶峰的历史时期。属于商代中期的郑州商城遗址以及二里岗遗址，人牲与牲畜同埋的现象极为普遍，而每一次商人的祭祀典礼都会用到大量人牲，仅从甲骨卜辞中的数据统计来看，有关人牲的甲骨片就有片，卜辞条，而从盘庚迁殷到帝辛亡国，共用人牲达人。
至于人殉同样起于商代中期，在盘庚迁殷之后将其推向高潮，将人殉的人群范围扩大到了姬妾、臣下以及仆从。到了春秋时期人殉则更加普遍，除了近亲、臣下、仆从之外，一些大臣和义士也被卷入殉死的行列，比如著名的“秦之三良”，墨之钜子孟胜及其弟子从死者一百八十三人。
东周，是一个很关键的时期，此时不仅出现了第一次社会大变革，在丧葬方面则表现为维护人殉和反对人殉这两种潮流的反复较量。孔子之言——“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无疑堪称划破这一时代的最强音。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二）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正如前文所言，按照我们基本认知来看，殉俑显然会比殉人要先进以及温和的多，那么为什么孔子还要猛烈批判用这种“以俑代替活人殉葬”的行为呢？
再解释这个问题之前，这个认知暗含了这样一个逻辑：即早期俑的性质并非只是单纯的明器，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代替人殉才产生的。没错，但这个观点还是存在两点无法解释的问题：
1.在人殉制度衰落之后，曾经大量使用人殉的地区并未伴随着大量俑的出现，反而人殉并不流行的楚地不仅俑葬传播最快，且普及率居于各国首尾，尤以江陵、长沙两地最为突出。
2.在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的墓葬中有三例俑殉与人殉并存现象，比如临淄郎家庄M1以及章丘女郎山M1，都是墓主用人殉、而殉人用俑葬，这说明殉俑可能仅仅只是殉人的一种补充形式。
这足以说明，俑殉和人殉在东周时期可能有过几百年的并行时间，直到战国晚期俑葬才占据绝对优势，在秦汉时期则一举替代了人殉，结束了从殷商-西周以来的人殉制度。不得不说，此时孔子的质问正恰逢时机，因为“俑殉和人殉”的这种并行，本身就意味着拥有两种无限的可能——“追求复古or顺应当代”？
那么，我们究竟该怎么去理解孔子的这句“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实际上当我们看到东汉郑玄对于“俑”的精准定义之后就明白了：“俑，偶人也，有面目，机发，有似于生人。孔子善古而非周，俑音勇”
原因其实很简单，正是因为人们精心制作的俑过于逼真、简直太像人了，其面目肌肤头发几乎就是活人的翻版，所以孔子才因此“恶其不仁”。
但具人形貌，便不当慢。因赏此语曰：‘孔子云始作俑者，其无後乎’，为其象人而用之者也。盖象人而用之，其流必至于用人。君子无所不用其敬，见似人者不忽，则于人可知矣。若于似人者，而生慢易之心。其流必至于轻忽人。”——《论孟精义》
其中的一句话便几乎道破玄机：“盖象人而用之，其流必至于用人”，实际上，孔老夫子担心之处在于：
既然你的俑做的越来越像人，那么谁知道以后的人会不会又直接去拿活人来殉葬呢？
孔子的担心不无道理，的确，开了这个口子，活人殉葬就极有可能复辟。因为当此之时，制作技术在进步，殉葬观念却开倒车！
（三）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在被裹挟前进的历史洪流中频频回首，抬头仰望属于自己的白月光，尤其是在礼崩乐坏、人心不古的时候，但孔子显然是个例外。“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显然，在春秋无序、人命如芥的时代，孔夫子是从根本上反对残忍人殉制度的，而他所提倡的“克己复礼”，想要光复的便是西周时期的“礼”，而体现在丧葬殉人方面，西周时期的确处于殷商与春秋两座殉人高峰之间的低谷。
从考古学资料来看，西周殉人墓主要集中于北方地区。典型遗址有张家坡和客省庄西周墓地，从年到年统计的数据来说，在这两个地区的共发掘西周墓葬座，其中殉人墓31座，殉人40具。殉人墓占所在墓地总数比例不过4.1%，单个殉人墓平均殉人数量约为1具。
此外从西周殉人墓地分布的区域来看，如前文所说两处墓地以及琉璃河燕国墓地、辛村卫国墓地等，基本分布在殷遗民所居之地，而黄展岳先生的研究“到目前为止，泾渭两河流域的周人先世遗址中尚未见到人牲、人殉实例”，这可能说明西周的人殉从某种程度上看，应是殷代人殉之孑遗。
总之，殉人这个锅殷商是背定了，两者之所以在殉葬观念上背道而驰，其根本点还在于“人”之一字，正是孔子所谓的“仁者爱人”。
周人提出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以及“敬德保民”的民本思想，让使得人的价值格外凸显，人不再如牲畜一般被随意殉葬；另一方面周人也崇拜祖先，但态度却是“敬鬼神而远之”，相比于死去的世界，他们更加注重现世的生活，与其让人从死还不如让其投入生产劳动。
（四）简明中国殉葬史
纵观中国殉葬历史，从人殉到俑殉的确称得上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毕竟以物易人之举既表达了哀思，又避免了残忍之行。
而孔子之问“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之问，则是在当代“殉人”的潮流与西周“爱人”的复古中，表达了自己的隐忧：正因为“俑”与“逼真”有着越来越强烈的关联，让他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殷商时期，“率民以事身，先鬼而后礼”下的残忍人殉。
所以他反对的并不是制作陪葬品，而是制作人形的陪葬物品，尤其是特别像的那种。他的建议很假单，换成“刍灵”就好了。刍灵，就是用草扎成的小人，只是看起来略似人形，因为其不像人，故可得“仁”。
《礼记．檀弓下》：「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
总的来说，秦汉以前的殉葬史有三座高峰与一个低谷。
殷商，人殉的第一次高峰西周，人殉衰落的低谷，俑殉开始萌芽春秋，人殉的第二次高峰秦汉，人殉最后的落幕，俑殉达到高峰而到了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兵马俑这一极为特殊的“俑”则开辟了新的高度，因为它并不是简单意义上“殉葬俑”的性质，它将真实性发挥到了极致的地步：每件真人大小的俑，都是由头、手和躯干三部分组成。
无论是手制还是模制，每一部分在细腻灰泥之上，都极为再认真地雕刻出五官，为了区分甚至达到“千人千面”的惊人程度，而细微之处的胡须、头发甚至鞋底上数以百计的针眼都意在表现俑的“个性化特征”。
总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句话的答案实际上并不复杂，它诞生于独特的人殉与俑殉并行、且相互角力的东周时期。而孔子则依然还是那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理想主义者，也是唯一的清醒者。
参考文献：
1.黄展岳：《东周俑殉与人殉》
2.王元朝：《先秦秦汉从人殉到俑殉习俗演变与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