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古代艺术史，两汉王朝时期创作的骏马艺术作品数量之多、种类之繁、成就之高历来为后人叹服不已。这些骏马艺术形象不但是中国古代艺术世界中的独特瑰宝，也是后世形象了解两汉时期精神世界的典型象征。究其原因汉朝对骏马的重视、神化和崇拜程度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极为罕见，仅《史记》《汉书》《后汉书》和《资治通鉴·汉纪》等正史中就有大量关于骏马的文献记载。《后汉书·马援列传》云：“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明确点出了骏马在汉朝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艺术是人类对精神世界进行把握的一种特殊方式，本文选取一些为后人所见的具有代表性的骏马艺术形象，以期从另外一个视角了解其所象征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精神世界。
西汉初期：威严与卑弱
西汉初期为后世所见的骏马艺术形象主要有陶马、木马、青铜马和玉马等，以年出土于陕西杨家湾刘邦长陵陪葬墓附近的西汉彩绘陶马为代表。年公布的发掘报告《陕西省咸阳市杨家湾出土大批西汉彩绘陶俑》一文依据《水经注·渭水》和《汉书·张陈王周传》文献资料推测，陶马可能是西汉初期周勃、周亚夫父子墓中的随葬品，属于我国最早发现的大规模兵马俑群之一。这些陶马和骑马俑共同组成军阵送葬场景，陶马躯体健壮有力，马尾粗短上扬，整体张扬着威严神态。小的陶马及骑马俑通高仅有50厘米，大的陶马及骑马俑通高也只有68厘米，比年陕西临潼出土的写实性秦始皇陵兵马俑低矮了许多，后者马俑高度—厘米，长度—厘米。《史记·礼书》记载西汉初年的礼仪“大抵皆袭秦故”，既然如此，杨家湾西汉彩绘陶马的形象和气势为何会变得如此卑弱呢？汉高祖十二年（前年），刘邦在故乡创作并击筑歌唱《大风歌》，其中“威加海内兮归故乡”一句酣畅淋漓地唱出了西汉王朝的威严，可是“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句却又透露出其精神世界的另外一面，主要是西汉王朝初期由于遭受匈奴侵扰却难以战胜而导致的卑弱。《史记·匈奴列传》载：“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西汉建立之初，国力凋敝，百废待兴，面对实力强大、咄咄逼人的匈奴难免会呈现出卑弱之态。即使在“文景之治”时期也是如此，《汉书·匈奴传》载：“孝文前六年（前年），遗匈奴书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因此杨家湾彩绘陶马艺术形象可谓是西汉王朝初期集威严和卑弱于一体的精神世界的典型象征。
汉武帝时期：征服与自信
汉景帝之后，西汉进入汉武时期。这期间创作的骏马艺术形象主要有石马、陶马、木马和鎏金铜马等，其中以马踏匈奴的石马最具代表性。马踏匈奴石雕采用花岗岩稍饰加工而成，石马高厘米，长厘米，为汉武帝时期骏马的写实性等身像，石马表情和形态洋溢着自信雄健，堪称中国意笔纪念性雕刻的鼻祖。其特殊意义就在于汉武帝时期精神世界较西汉王朝初期发生了巨大转变，即实现了征服匈奴愿望之后而呈现出来的高度自信。
《汉书·匈奴传》载有汉武帝太初四年（前年）发布的围困匈奴诏书，其中云：“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这是汉武帝征服匈奴后的情感宣泄。汉武帝时期的经济实力和战马数量已经达到反击匈奴所需，《史记·平准书》载：“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加之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手下拥有卫青、霍去病等优秀帅才，汉武帝最终得以征服匈奴，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尊严和自信。马踏匈奴石雕不同于后世见到的两汉时期其他骏马艺术作品，将其作为陪葬品埋藏于幽昧的地下，而是直接袒露于地表，充满了强烈的自豪感和宣示意味。马踏匈奴中的石马艺术形象就是汉武王朝时期征服匈奴和彰显自信精神世界的典型象征。
东汉时期：奢华与不羁
自汉元帝开始，西汉王朝的衰败十分明显。《汉书·佞幸传》载：“汉世衰于元、成，坏于哀、平。哀、平之际，国多衅矣。”东汉王朝建立之后，骏马画像艺术再次兴起，创作的艺术作品数量惊人，也极具魅力。众多骏马艺术形象见诸画像石、画像砖、壁画、帛画、漆画、陶画等东汉画像之中。就后世统计的数量而言，东汉时期创作的艺术世界以骏马形象为最多，其中以车马出行图题材最为常见和突出。年在河南偃师县（今偃师市）发掘出土的杏园村壁画墓为目前国内保存最完整的东汉壁画墓之一，墓中《车马出行图》中的骏马艺术形象极具感染力。根据年公布的考古发掘报告《河南偃师杏园村东汉壁画墓》一文，该墓建造于东汉晚期，墓主姓名已无法考证，但可以肯定是东汉时期的豪强贵族，整个壁画前后长达12米，描绘墓主车马出行场景，共计画有九乘安车，五十余匹骏马，整个场面奢华隆重，尤其是马蹄的高举腾跃神态更表露出豪放不羁。发掘报告推测所绘车骑导从仪仗，与墓主官职不符，有越制之处。有学者认为，这一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代绘画艺术的较高水平与汉代社会的国家面貌和精神气质”，也可以说图中的骏马艺术形象就是东汉时期精神世界的象征。
整个两汉时期精神世界盛行通过厚葬以达到死后能在另外一个世界继续享受世俗生活，尤其以东汉时期豪强贵族追求奢华为甚。这与东汉时期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以及匈奴军事威胁基本瓦解等因素不无关系。奢华之风在西汉初期已有所显现，《汉书·文帝纪》载：“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西汉朝廷对厚葬尚能容忍，到了东汉王朝时期朝廷则开始明确禁止厚葬，推行薄葬，并且光武帝、汉明帝和汉章帝等几位帝王带头践行，但豪强贵族不受禁于朝廷诏令，奢僭之风难以制止。《后汉书·光武帝纪》载：“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单财，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仓卒乃知其咎。”《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载：“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又车服制度，恣极耳目。”东汉著名思想家王符在《潜夫论·浮侈篇》中指出：“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檽梓楩楠，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车马出行图》中奔腾恣意的骏马艺术形象堪称体现了东汉豪强贵族奢华与不羁的精神世界。
总之，两汉时期精神世界是复杂多变的，但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总会流露出一种或数种比较明显的精神特质。两汉时期的骏马形象在史料记载和当时的艺术创作领域中大量涌现，不但可以印证或补证史料文献，也是感知现实精神世界的典型象征。
（作者单位：兰州理工大学文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年5月25日第期作者：尚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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