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视野下的铜镜鉴赏

　　铜镜鉴赏研究的概念界定

　　今天，我们的讲座主要围绕考古学视野下的铜镜展开。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回顾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有关镜鉴学的田野发掘资料逐渐丰富，研究成果与日俱增。下面要说的两大铜镜展览中，就展出了一些考古发掘品。

霍宏伟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汉唐考古、镜鉴学。著有《鉴若长河：中国古代铜镜的微观世界》《古钱极品》，合著《洛阳两汉彩画》《洛阳钱币发现与研究》《洛阳泉志》《中国钱币大辞典·考古资料编》《吉金萃影》等。主编《洛镜铜华：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

演讲人：霍宏伟

演讲地点：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报告厅

演讲时间：二○二一年五月

　　年11月24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的“镜里千秋：中国古代铜镜文化”展览开幕，展出馆藏铜镜及相关文物多件（套）；年4月22日，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主办的“万物毕照：中国古代铜镜文化与艺术”展览开幕，展出铜镜余面。在两大铜镜展览中，各展出铜镜考古发掘品30多面。这些考古发掘品中的一小部分，是我今天讲座重点 　　这里我再谈一下铜镜鉴赏的概念界定。铜镜鉴赏与研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宋代金石学盛行，那时候就有关于铜镜的鉴赏及研究。

　　但是，当时人的研究，和我们现在从考古学角度对铜镜进行探讨，不是一种路径。那么，考古学视野下的铜镜研究和金石学视野下的铜镜探索，两者有什么区别呢？简单来说，前者的研究，既要见树木，又要见森林；而后者的研究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更多的是就镜子说镜子。例如，金石学著作中有一类书是镜谱，它们著录了一些古代铜镜资料，要么是摹本，要么是拓本，再记录一下镜铭，最多有一些简单的说明。与其相比，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所谓考古学视野，是将镜鉴作为遗址或墓葬中的出土器物，进行较为全面而又深入的研究。不是孤立、片面、单纯地仅对镜鉴本身做研究，需要结合当时的社会生活背景，尽可能复原镜鉴在古代人们生活场景中的位置以及所起的作用，由此达到“透物见人”的目的。

　　部分铜镜考古发掘品鉴赏

　　这是年由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在河南安阳侯家庄主持发掘号商代墓中出土的铜镜。当这件器物发掘出来以后，梁先生指出这是铜镜，但是学术界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它只是“圆板具钮铜器”，不能确定其为铜镜。学界通常有一种说法叫孤证不立。若只有一个例子，是无法证明它是铜镜的。关于这件器物到底是什么，后来也争论了很久，直到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妇好墓又发掘出4面铜镜。有了这4面铜镜作为旁证，两者比对，大家这才相信，之前安阳侯家庄号商代墓中发现的那件铜器确实是镜子。

年河南安阳侯家庄号商代墓平行线纹镜资料图片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安阳殷墟妇好墓铜镜

　　商代铜镜出土数量很少，安阳殷墟发掘已有90多年，到目前为止，总共出土了6面铜镜，除了妇好墓出土的4面，再加上侯家庄号商代墓中的一面，另有一座规模较小的商代墓里也出过一面。

　　年，山西太原南郊金胜村西发掘出春秋晚期赵卿墓，出土一面蟠螭纹镜。这座墓出土的随葬器物有件。其中，青铜器件，金器11件，玉石器件，木器件，骨角器件。全国各地发掘战国墓数量不少，出土文物相对较多，保存完整、等级较高的春秋大墓发现却很少见，因此，这座墓葬显得异常重要。该墓墓主人之所以能够得到确认，是因为出土的铜器中有一件铜戈，上面有“赵明之御戈”的铭文，考古学者经过考证，认为这个赵明就是赵孟，即赵鞅（赵简子），是春秋时期晋国握有实权的上大夫（事见《太原晋国赵卿墓》）。

太原金胜村春秋晚期赵卿墓蟠螭纹镜线描图（《太原晋国赵卿墓》）

　　我们再介绍一下镜模。这是一件战国早期蟠螭纹镜的陶模，年出土于山西侯马白店铸铜遗址。从铜镜制作工艺流程来说，铸造铜镜需要镜模，工匠要用镜模来翻范，再把熔化的铜液浇入范中，用范来铸造铜镜。为了保证铜镜成品的质量，就需要翻范的镜模必须特别精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件镜模，就会发现它的纹饰构图层次分明，主纹与地纹细腻精致，其繁复华美的程度超出我们的想象，能让人真正体会到什么是伟大的工匠精神。

侯马白店战国早期蟠螭纹镜陶模（《侯马白店铸铜遗址》）

　　出土这件镜模的地方，位于山西省侯马市白店村西北，是一处晋国铸铜遗址，考古人员在当地仅发掘了多平方米，却清理出多件器物陶模和陶范，足见这个地方在当时的重要程度。它从春秋晚期一直延续到了战国早期。有学者提出，白店铸铜遗址应该是晋国官营手工业作坊遗址，属于侯马晋国铸铜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事见《侯马白店铸铜遗址》）。

　　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来看上述几件器物，这个时候它们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可能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在看似平淡无奇的铜镜与陶镜模背后，已经揭示出一些生动、有趣的故事，留存在您的记忆中了。

　　咱们再来看一面六山“镜王”，这是年安徽六安白鹭洲号战国墓出土的六山镜。海内外收藏的六山镜大约10多面。这面六山镜的直径达到了27厘米，是目前所见最大的六山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六安白鹭洲号战国墓六山镜

　　按照出土这面铜镜的墓葬考古简报所说，该墓出土随葬器物件，推测墓主人的身份应该不低于大夫级，年代应是战国中期或者中晚期。本来讲六山镜的故事也就到此为止了，但是在随后查阅相关论文的过程中，我找到了关于这座墓的最新研究成果。当初的考古简报只是说墓主人的身份不低于大夫级，未谈到性别。而根据《人类学学报》发表的论文来看，这位墓主人是一位女性，墓主人的年龄在35到39岁之间。她的头骨保存得非常好，甚至发髻、发簪都很完整。研究者认为她是战国时期楚国的贵族女性，并依据已经掌握的信息，对墓主人的容貌作出了复原图。现在，我们就可以将这面“镜王”与墓主人结合在一起了——这种感觉有点“穿越”的意味，可以想象一下，墓主人活着的时候，时常面对着这面直径27厘米的铜镜梳妆打扮，两千多年前这面镜子中映照出的这位贵族女性，又有着怎样的一段传奇呢，这可能更适合小说家去继续延伸想象吧。

　　以上讲的内容是先秦时期的铜镜，接下来咱们讲秦汉时期。秦代时间比较短，目前发掘出来的秦墓数量相对较少，出土的铜镜就更少了。这一面是—年湖北云梦睡虎地9号秦代墓出土的武士斗兽镜。

云梦睡虎地9号秦代墓武士斗兽镜

　　这座墓是秦统一六国之后的墓葬，一共出土了60多件器物。其中，有一面武士斗兽镜。以往的观点认为，铜镜背面刻画的是两位武士和两只豹子在搏斗。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思考，我认为还有另外一种解读方式。这面镜背图像可以理解为是一位武士和一只豹子搏斗的两组画面。第一组画面是豹子向武士进攻，而第二组画面则是豹子被武士打败了。因为两组图中的豹子尾巴方向是不同的，尾巴是豹子的弱处，在第二组图中，豹子将尾巴暴露在与之对抗的武士面前，这一肢体语言说明它已经处于劣势，马上就要逃走了。镜背上的两组武士与动物形象，是采用连续的构图方式、创作出的叙事性图像，很像我们小时候读的连环画。该镜不仅是目前考古发现中我国最早的人物镜，而且也是最早具有叙事特点的铜镜。

　　接下来我们进入汉代铜镜的世界。这是一面汉代方花凤鸟镜，年出土于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徐州这个地方，在西汉时是楚王的封地。这种镜子，有学者称之为方花凤鸟镜，也有学者称为四叶凤鸟镜，四叶之外各有一只双翅展开飞翔的鸟儿。

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方花凤鸟镜

　　这面铜镜来自西汉楚王陵。该陵墓总共出土了40多面铜镜，主要发现于西一侧室中，大多数为蟠螭纹镜。这座墓是怎么发现的呢？年，在徐州东郊狮子山西侧，发现了6个西汉早期兵马俑坑，清理出四千多个小型兵马俑。当时，徐州的考古学家王恺先生根据这个情况就开始猜想，既然有汉兵马俑坑，那附近肯定有王陵。于是，他花费6年时间，跟多家单位合作，三次找墓，动用了十多种先进仪器，在狮子山上找了个遍，但是也没找到这座王陵。运用先进技术，找不到墓怎么办？对于我们考古工作者来说，还有一种土办法，那就是走访调查，找狮子山村的村民聊天。结果在走访过程中，就有一位村民提供了线索，他说当地有一位村民老张曾经在狮子山上挖过红薯窖。王恺先生一听，就觉得这事有希望了，因为当地村民挖红薯窖，需要从地面向下挖出个窖穴，用来储藏红薯，而狮子山是一座石头山，如果是为了几个红薯窖就开山凿石，那个工程量太大了。村民老张能挖出红薯窖，说明他在那里挖的很可能是土，而不是石头，那么这些土为什么会出现在一座石头山上呢？很可能它们是古代的人工施工产物。于是，他们就去找村民老张，找到老地方，尝试一挖，果然挖出来的不是石头而是土，这下可算找到有用的线索了，考古人员把这个地方的老房子买下来，继续跟踪追击，最终发现了楚王陵的墓道。接下来就是申报发掘项目，办理考古发掘前的各种手续。在发掘过程中，大家发现这个墓道难以清理，因为里面全是长方形的塞石，把墓道塞得严严实实的。考古队员想尽办法把墓道清理干净，楚王陵显出了它的真身。虽然最后发现这个王陵已经在很久之前被盗了，但是仍有四间耳室未被盗掘，保存完好。这座墓出土了近0件（套）文物，钱币也有十几万枚（王恺：《叩开楚王陵》）。所以，我们在欣赏楚王陵的这面铜镜时，也进一步了解了它的出土来历，这面铜镜给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它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了，各位朋友能够在展厅亲眼见到此镜，是经历了怎样的曲折。

　　我再向大家介绍一面国博铜镜展览中的“明星展品”，这就是—年湖南长沙伍家岭号西汉墓出土的鎏金“中国大宁”四神博局镜。为什么它重要呢？主要基于以下三点原因：第一是纹饰构图的特殊性，镜背上的一些动物纹饰打破了内、外区的界限，外区的几个瑞兽把头伸到内区来了，这种设计思路大胆而又新颖；第二是镜上铭文里有“中国大宁，子孙益昌”字样，现在与中国相关的文物都受到大家的 　　还有一面铜镜的纹饰题材较为少见。年，湖北鄂城五里墩墓地号三国孙吴墓出土一面佛像对凤镜。虽然它看着有点残破，但是它的镜背有值得注意的细节。如果观众仔细看的话，会发现镜钮四面各有一尊佛像。其中三尊像的坐姿是一样的，即佛教中所说的结跏趺坐，另有一尊像为侧坐，呈半跏思维状。这是一面难得一见的佛教题材的三国铜镜。

鄂城五里墩墓地号三国孙吴墓佛像对凤镜

　　铜镜研究中考古学方法的运用

　　这里我重点讨论一下“考古情景分析”。许永杰先生发表过一篇论文《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情境分析》，文中谈到“情境分析”这种研究方法，我国考古学界很早就已经开始运用这种方法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未能将它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后来英国考古学者提出了一个概念叫作“情境考古学”。

　　我也是在学习了情境分析方法相关内容之后，觉得如果要将这种方法应用于铜镜研究领域的话，就是要把一面孤立的铜镜发掘品，重新回归到原始的出土环境当中，再将铜镜与墓主人进行有效的关联，尽可能补齐各种信息，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数据链。到了这个程度，这项研究可能才算结束。在这次讲座的前期准备阶段，我逐渐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那就是一定要树立文物考古研究的整体观。

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发掘现场（《狮子山楚王陵》）

　　举例来说，当我们看到之前提到的六山“镜王”时，面对展品说明牌上简单的考古信息，应该按图索骥，寻找作为第一手材料的考古发掘简报，通过简报再去找寻墓主人的相关信息，进而找到其容貌复原等最新研究成果。总之，就是以铜镜作为切入点，由镜至墓，由墓到人，落脚点是当时人所创造的历史文化，最终实现考古学家所说“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的目标。（本版所用镜图，凡未标注出处者均为演讲者在展厅现场拍摄）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电子版图文转自：《光明日报》年06月19日08版）

责编：韩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