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发现秦始皇陵青铜水禽坑已经二十年。年7月，西安市临潼区陈王村附近的村民在修墓时挖出一些陶俑碎块，成了发现青铜水禽坑的契机。
这就是位于秦始皇陵园外东北方向的7号陪葬坑，总面积平方米，距离秦始皇陵封土大约有三公里——秦始皇陵墓的规模，竟然有这么大。我们所参观的兵马俑，只不过是秦始皇陵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
年8月8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组成考古队，开始对7号陪葬坑的发掘。发掘结果表明，这座陪葬坑平面呈“F形”，包括一个斜坡门道、两条南北向过洞以及一个东西向过洞。这次发掘出土的文物很有趣，在先秦两汉时期可以说独树一帜——一共清理出46件青铜水禽，包括鹅20件，雁20件，鹤6件。
7号坑平面示意图青铜鹤出土状态那么，这些青铜水禽又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会“孤零零”地处于离秦始皇陵三公里以外的地方？我们可以以青铜鹤为例作一讨论。
（一）以鹤为饰：别致的生动
商周时期的先民们具有崇拜鸟的传统，这一点从诸多鸟形青铜器、玉器和各种形态的鸟纹都能看出。周代所偏爱的鸟类与商代不同，商代偏爱鸱鸮、鹰一类的猛禽，而周代更偏爱水鸟。
不论崇拜鸟、喜爱鸟的原因是出于氏族图腾、保护神还是“日载于乌”的传说，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在那个神灵观念盛行的时代，鸟长期被认为是带有神性的动物。逐渐地，人们越来越了解这个世界，一部分鸟类被驯化为家禽，鸡、鸭、鹅与人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鸟类身上的神性褪色了。
但它们还有吉祥的意义。在周代礼制中，“雁”是礼仪活动中常见的馈赠之物，鹤作为一种形态优雅、难得一见又难以大范围驯化的珍禽，就更加吉祥了。《诗经·大雅·灵台》：“白鸟翯翯。”毛奇龄认为这里的“白鸟”就是鹤。《穆天子传》说，“天子至巨蒐二氏，献白鹤之血饮之，云益人气力。”
瑞禽之鹤的形象也出现在东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年，河南新郑出土了堪称春秋时期青铜器代表作的莲鹤方壶，壶盖的莲瓣中站立一个展翅欲飞的鹤。在曾侯乙的墓葬中也陈列着一只形态略有些怪异的铜鹿角立鹤（现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有人认为，这是引曾侯乙之魂灵升天的“巫蹻”。
既然在东周时以鹤作为装饰的器物已经十分流行，在秦始皇陵发现有青铜鹤，本不至于令人感到惊异才对，但问题在于，秦始皇陵水禽坑中所发现的青铜鹤等水鸟，其铸造风格与之前所发现的所有青铜鹤都不同，更逼真，更生动。
无论是莲鹤方壶之鹤，还是曾侯乙墓出土的铜鹿角立鹤，都可以视为在祭祀活动中使用的祭器：外形并不务求写实，姿态比较“正”，青铜器整体带有神圣、神秘的意味。秦始皇陵水禽坑中发现的青铜鹤明明也是陪葬的器物，却看不出多少祭器应该有的隆重感。
这些用来陪伴秦始皇的青铜鹤有两个特点：
其一，工匠对于鹤的形态非常熟悉，鹤的身体比例适当，颈部、腿爪细长，特意把青铜鹤的翅端羽毛垂收于尾后，完全按照现实中的鹤类来塑造。甚至有人指出，出土的六只鹤羽色相同，外形相似，但有三只略大，三只略小，很可能是有意表现它们的性别差异，因为自然界中的雄鹤体型就比雌鹤略大，工匠是要表现双双相配的三对青铜鹤。
其二，工匠并不刻意展示青铜鹤的神圣性。这只青铜鹤的曲颈下伸，作觅食状，更令人惊奇的是，铜鹤的喙中还含有铜质的虫状物，表现了鹤从水中捉到虫虾后尖喙离开水面的瞬间姿态——莲鹤方壶和铜鹿角立鹤绝不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表现具有特殊神秘意义的鹤，毫无疑问，这是对鹤的神圣属性的破坏。
这只铜鹤身上残留有彩绘，嘴舌、头顶和脚爪都是红色，眼睛黑色，其余皆白色。看到这样的青铜鹤时，我们应该感到亲切，这就是活生生的、存在于溪流、浅滩处的日常可见的鹤。但如果我们联想到中国古代其他的青铜鹤，我们就能发现：除了秦始皇陵的水禽坑，中国古代从来没有这样表现过鹤。
在故宫的太和殿前，我们能看到昂首向天的铜鹤，这是经过“艺术加工”以后的产物，它的腿部和颈部更加粗壮，它的翅羽过于整齐，而且它的形象看起来如此严肃，与秦始皇陵青铜鹤的活泼灵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什么威名卓著、以暴虐为人所知的秦始皇，其墓中的铜鹤会这么别致？
（二）玄鹤有灵：养鹤与用鹤
为什么在秦始皇陵会设置这样一个放有青铜鹤、青铜雁、青铜鹅的水禽坑作为陪葬，有人认为这是“事死如事生”观念的表现。
商周时期，人们以河川为祭祀对象。古之辟雍有水环绕，即所谓“泮池”。这种特意设置在明堂外面的圆形水沟必然承载有某种祭祀功能。既然有水池，在其中养殖水鸟鱼鳖就很顺理成章了。秦汉时形成了早期的园林意识，国君的宫苑中常常设有天然或人工挖掘成的水域，比如地处南疆的西汉南越王宫苑中精心设置有曲流石渠，可见当时贵族们造景时对池沼溪流的偏好。在这些河沼上养殖各种水禽，可以增加情调，愉悦心意。
西汉南越王宫曲流石渠复原春秋时期贵族们养鹤已经不是多么稀罕的事情。《左传·闵公二年》载春秋初年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不但养鹤，还让鹤乘坐轩车。轩车是级别比较高的车，相当于封了个“鹤大夫”。快打仗的时候，将士们就说，“让鹤去吧，鹤实有禄位，我们哪里能作什么战！”
战国以后，鹤在受到贵族们喜爱的同时，因为“卓尔不群”于其他鸟类，也可能因为其他某些特性（比如周代对水鸟特别情有独钟）而逐渐被神化。《韩非子》说，师旷鼓琴时，有十六只玄鹤从南方飞来，随着音乐声排成队列，延颈而鸣，舒翼而舞，声闻于天，这群瑞鹤很显然是不是普通的鹤，而是灵鹤或神鹤了。
汉代的贵族也很喜欢鹤，汉武帝建元三年（前）重建、扩建秦始皇的上林苑，设置有菌鹤池，大约就饲养有鹤（见《西京杂记》）。西汉窦后墓的从葬坑中发现有陶棺或用条砖垒砌成长方棺形，其中有生埋的鹤。汉薄太后陵从葬坑也出土过鹤骨。另外，如果说“焚琴煮鹤”是大煞风景的话，那么马王堆一号汉墓确实曾经煞过这么一次风景——在出土遣策上赫然写着“熬鹤一笥”，大约是一道昂贵的菜肴。
秦代处于战国和两汉之间，继承了对鹤的偏爱，秦始皇陵中也以真鹤随葬。7号陪葬坑的Ⅲ号象征性河道中发现有一只鹤腿骨骼，袁仲一先生认为这些随葬的鹤很可能当初驯养在秦始皇苑囿中，供皇室贵族观赏及射猎所用。还有的学者根据天鹅、鹤、鸿雁等水禽，将7号坑中的象征性河道称为记录汉代宫廷状貌的《三辅黄图》中的“雁池”或“鹤池”，也有人认为代表或象征的是少府属下的“左弋外池”。另外，7号陪葬坑以西一千米的吴西村南曾经发现一座约平方米的动物坑，坑里有十余种飞禽、走兽、鱼鳖的遗骸，其中包括鹤。既然对真鹤如此有兴趣，以青铜仿制鹤来随葬就可以理解了。
（三）青铜鹤：“观物取象”的极处
秦始皇陵陪葬坑中出土的这些青铜鹤起码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它在历史上的意义，修筑秦始皇陵时是出于怎样的目的、怎样的心态把它放进陪葬坑中，让这些青铜鹤徜徉在挖掘出的象征性河道中，与鹅、雁一起戏水，另一方面是对于当前时代的意义，它对我们认识秦代艺术、秦代文化有怎样的帮助。
对前者而言，我们可以认为这些造型逼真生动的青铜鹤也承载有一些“神秘”的职能。毕竟它是随葬给秦始皇的，而战国到两汉时期墓葬中出现的鹤的形象都有特殊的含义。曾侯乙在墓葬安置有铜鹿角立鹤，它要么是辟邪镇墓的，要么是引灵升天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漆棺上有骑鹤的画像，大约象征着对死者之灵的护送。长沙东南郊子弹库楚墓出土了著名的人物御龙帛画，画面正中的中年男子驾驭一龙，龙形如龙舟，舟上悬有宝盖，舟尾立一鹤鸟，舟下绘有游鱼，表现了墓主人驾龙升天的图景。这只鹤显然不是平白无故出现在画面中。
有人指出，秦始皇陵的水禽坑位于秦始皇陵区的北部，从方位来看，北方属水，因此特意布置了一个水禽坑。而青铜鹤站在镂空云纹长方形青铜踏板上，如果完全否定它具有的神秘意义似乎过于武断。结合《韩非子》等先秦著作中的记录，《秦始皇帝陵》一书认为，秦始皇也是好鹤者，他的陪葬坑中设置有青铜鹤，是为皇帝的灵魂提供娱乐服务，驯化起舞悦人。这种观点可以作为参考。
对后者而言，也就是青铜鹤的现代意义，我们可以结合秦代的艺术风格来谈。如果对中国古代美术史比较熟悉的话，会发现秦代雕塑作品的造型与战国时期有天壤之别。战国时也曾出现过中山国人形铜灯等一些以逼真为趣味的铜器雕塑作品，但这只是偶然的、个别的现象。秦始皇陵则以大规模的兵马俑、青铜鹤、青铜雁等作品展现出与战国时期截然不同的面貌，一种新的审美品味出现了，并且很可能在秦代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几乎可以称之为主流。
应该承认，秦代有其独特而明显的审美倾向——它更注重于完全地、精确地写实，展现出秦代特有的威严和从容气质。这种审美倾向也表现在秦始皇陵兵马俑或铜车马上。数以千计的陶俑、陶马是对现实中秦代军队的再现，每个陶俑的装束、神态、姿势等等都各不相同，又经过精心的彩绘，不但以像生为尚，还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时代特征。之后历朝历代都常常用木俑、铜俑或陶俑随葬，但是像秦始皇陵这样规模庞大、布局严谨、遵循尺度又随类赋彩的，可以说绝无仅有。像这样造型的青铜鹤，在中国古代也很少出现。
这种审美倾向出现在秦朝并不是一种偶然。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就以法家思想治国，力求严明法度，显著纲纪。秦朝建立以来，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等等措施，都是在法家思想的导引下进行的。当法家思想渗透到艺术领域，它所能指导形成的艺术思想恰恰就呼应了这种弯颈觅食的青铜鹤形象——真实，严格的真实。不但身体部位与真鹤无异，符合解剖关系，还特意染上了真鹤所具有的颜色。
在神仙观念上，秦代并没有独立于战国和汉代，秦始皇依旧受到方士的鼓动，相信海上有仙山，但在艺术品格上，秦始皇陵兵马俑和水禽坑中出土的青铜鹤、青铜雁等却昭示着另一种新新鲜鲜的审美风格。铸物体道的思想淡化了，物就是物，把“观物取象”用到了极处，这使秦代造物呈现出一种别样的“法家”趣味——逼真，并从容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