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传记最是司马迁之创新
司马迁写《史记》，虽然他自己说只是“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
，但实际上并不是简单地整理编排旧有的资料，将其串联成书，而是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历史著述的体裁。
在司马迁之前，历史著述的主要体裁，是编年体，这也就是像鲁国的《春秋》和为它作注的《左传》那样的形式，严格按照史事发生的时间顺序，将其加载书中。春秋时期其他各个诸侯国的史书，其“通名”虽然并不相同，例如，楚国称作“梼杌”，晋国称作“乘”，但体例都应和鲁国《春秋》相同，都是编年系事。西晋时期在所谓汲冢出土的魏国史书《竹书纪年》，也是和《春秋》同样的体裁。类似的诸侯史乘，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还有《史记·秦始皇本纪》篇末摘要附列的秦国史书《秦纪》等。还有像《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楚汉春秋》、《太古以来年记》、《汉著记》和《汉大年记》等，都应属于这类编年体史书。
其他如《世本》，主要记载帝王卿大夫的世系；《国语》，主要载录政治性对话；《国策》，汇编战国谋士游说之辞，等等。另外，透过近几十年来出土的简牍文献，我们还看到了早期史学著述的另外一些形式。譬如清华大学近年收藏的战国竹书《系年》以及《越公其事》等，就与后世的“纪事本末”体裁颇为相近。林林总总，各种各样的史书体裁好像都看到了，可就是没有看到所谓“纪传体”史书，也没有看到历史人物的传记。
结合传世文献和历年新出土的简文帛书，材料之多，足以让我们做出判断——司马迁开创了“纪传体”这一史书体裁，《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史书。
所谓纪传体史书，其主要构成部分，除了诸帝的编年大事记“本纪”之外，最重要的乃是记载各方面代表性人物的“列传”。虽然另外或许还有记录典章制度的“书”或“志”以及用表格的形式罗列史事的“表”，但后世效法《史记》的史书，或有或无，并不是非有不可的构件，这也愈加显示出“本纪”和“列传”是这种史书的核心内容。
就其实质内容而言，《史记》等纪传体史书中的“本纪”，只是对《春秋》所代表的编年体史书的继承和发展，最能体现司马迁创意的内容，应该是人物列传。
日本京都大学的著名东洋史学家贝冢茂树先生，在年出版的《史记》一书中，就指出了司马迁撰著《史记》，在中国古代史学著述体例方面最具特色的贡献，就是独自创立了人物传记这一种历史记述的形式。贝冢茂树先生还对此做出了具体阐释。按照贝冢茂树先生的看法，司马迁这一创制，在世界古代史上，也是一项划时代的贡献，实在令人惊叹。如上所述，在这之后的五十多年期间，中国各地出土了大量早期简牍文献，其中包含很多种类的历史著述，但迄今为止，还没有见到比司马迁的《史记》年代更为久远的人物传记。这种情况，证明了贝冢茂树先生的看法是一项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正确结论，符合历史实际。
可是，在缺乏成文可以依据的情况下，一下子写出七十篇传记来，而且每一篇往往又包含不止一个人物，这实在是一件相当艰辛、也相当困难的事情。司马迁自言其撰著《太史公书》，往往是“整齐百家杂语”而成
（《史记·太史公自序》）
，我想，人物传记方面，应该是他花费精力做这种工作最多最大的地方。
了解这一点，对我们认识《史记》之《李斯列传》和《蒙恬列传》的构成以及为什么会采录那些同样见诸《赵正书》内容，会有很大帮助。
翻阅包括《李斯列传》和《蒙恬列传》在内的《史记》人物传记，应该很容易发现，其中很多传记都载有较长的人物对话。与后世大多数纪传体正史相比，《史记》这一特点是比较突出的。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对于大多数入传的人物来说，可以采录的“纪事”性素材偏少，而“纪言”的材料较多。我这里讲的“纪言”性材料，主要是指简牍文献研究者所称“语类”著述，而这类著述出土之多，是非常引人注目的。窃以为中国古代史官虽有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制度，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记言”与“记事”并重，但若不是以特定的人物活动为中心，早期“记事”的内容必然既简且尠；相对而言，“记言”更受到人们的重视，记录的话语会较为繁多，也会因详明的“记言”而牵连述及与之相关的人事。当年左丘明既撰集《左传》，复又集录《国语》，在客观原因上，正应该是基于这样的实际情况。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基于这样的实际情况，我们就有理由推测，《史记》人物列传中较多、较长的人物对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材料来源所决定的。对比《李斯列传》、《蒙恬列传》这两篇传记中同《赵正书》相同或相近的内容，可以更加具体地说明这一点。
《李斯列传》、《蒙恬列传》与《赵正书》所共同依据的那份原始记载，究竟是怎样一种体裁，现在已很难清楚判断，不过很可能是一种“语类”著述。
这些对话，除了李斯和蒙恬两人之外，还涉及赵高和秦二世，特别是赵高，在相关事件中地位更加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将其采入哪一个人的传记之中，就取决于司马迁对《史记》一书的整体构想了。
赵高是对秦朝的终结起到关键作用的重要人物，似乎应该在《史记》当中有一个系统的记述。可是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司马迁没有为赵高立传，而是把他的活动分别散入《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和《蒙恬列传》等处。这很可能与司马迁自己也遭受腐刑并且沦为与赵高一样的宦官有关。读司马迁《报任安书》，即可清楚看到，他以身入蚕室为奇耻大辱，以至愤而言曰“事关于宦竖，莫不丧气”
（《汉书·司马迁传》）
，从而也就能够理解，他是很不愿意凸显宦官之事的。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所谓景佑本《汉书》
我们检读《史记·蒙恬列传》，能够很明显地看出司马迁设置人物列传时在蒙恬与赵高之间的取舍。《蒙恬列传》篇幅较短，除了秦始皇去世之后二世和赵高对他的迫害之外，并没有多少其他的事迹可记。如果司马迁为赵高立传的话，《蒙恬列传》载录的这些史事，大多也可以写入赵高的传记。事实上就连赵高的“出身”，也被司马迁写到了《蒙恬列传》里边，而这样的内容，更是理所当然地应该直接归属于赵高的名下。
总之，把这些与《赵正书》同源的内容写在哪一个人物的传记当中，这完全出自司马迁的主观安排，这是一种前无所承的“创作”。年，当时只有二十三岁的我的老师黄永年先生，在《李斯上书谏逐客事考辨》一文中
（此文收入先生《文史存稿》）
，就已特别指出这一点，谓司马迁撰著《史记》时，“于列传则兼采杂说而成之”。所谓通人卓识，诚非仅仅拘泥于某一史事之是非正误而已。
从兵马俑见《史记》纪事之虚实
然而这种在著述体裁上的“创作”，包括对具体内容的取舍安排，对其所依据的更原始的素材的裁剪挪移，绝不是现在一些人很喜欢谈论的所谓“历史书写”问题。这样的技术处理，并不意味着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载录的具体内容可以随心所欲，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成什么样子就写成什么样子。
写历史不是写小说，也不是写诗作赋。在司马迁所生活的中国古代，它更不是什么“后现代”的“建构”。在当时，一部合格的历史著述，首先是要充分尊重历史的实际，准确地记录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一点，我们看《史记·李斯列传》和《史记·蒙恬列传》所剪取的李斯狱中上二世书与子婴谏二世语，看这些内容与传记上下文的契合程度，可谓密合无间（除了像“先王”这样还没有顾上仔细订正的原始素材中的技术性错误写法），就像把夏娃还原成亚当的肋骨而它原本就长在那里一样。这是基于司马迁对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的准确认知，体现的正是历史的真实。因为这就像法庭质证一样，肆意编造的谎言必然前疐后跋，左抵右牾，只有真话，才能四平八稳地落地。
今天，怎样看待前人记述的历史，是一个颇显复杂、同时也稍微有些混乱的问题。将其归之于无从验证的主观“建构”，至少是一部分“前卫”学者热衷谈论的话题。若是以这样的眼光来认识古人的著述，真实的历史，也就永远无从认知了。
幸好过去的历史不管过去了多久，毕竟还会有一小部分遗迹遗物留存下来。这些遗迹和遗物告诉我们，古代史籍中记载的那些人物，那些事迹，确曾真实地存在，并不像梦幻一样无从验证。
《史记》纪事的信实程度，近代以来的考古发现给予了很好的证明。
晚近以来的学者，重视考古发现，往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