俑这种艺术形式大约在春秋末期出现于中国古代墓葬文化中。《礼记·檀弓下》谓：“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殆乎用人乎哉”。类似的先秦文献中关于孔子与俑的论述多次出现，说明俑在当时已然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这一点，出土的考古实料和文献记载相一致。从这些史料及出土墓葬情况看，这种人形偶像显然是作为人殉替代物使用的。此外，在俑出现之前，人殉现象较为普遍，而春秋以后则明显减少，这种时间上的衔合也可成为俑之社会功能的旁证。
俑的出现主要集中在三个当时较先进的文化圈中——北方的齐、三晋和南方的楚。先秦的俑艺术尚处初期阶段，在随葬品中比重很小，型制也不够清晰。当时随葬用品多为礼乐器、日常实用品以及威仪用具，俑和其他墓葬专用明器并不十分引人注目。相对而言，南方楚俑出土数量较多，几乎皆为木质，制做较精细；北方出俑偏少，以陶质为主，做工显粗拙。南北造型风格也大相径庭，楚木俑挺拔秀丽，但失之讷涩；齐晋陶俑生动活跃，却少些雅致。
北方陶俑，如山东章丘女郎山战国早期大墓一号陪葬坑的26件黑陶彩绘乐舞陶俑，保存较好，也是迄今所发现东周陶俑中制作属上乘者。其风格样式和山西长治分水岭14号墓、山东临淄郎家庄1号墓等战国乐舞俑风貌如出一辙，皆具捏制随意、体态微小、烧结不足等特征。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以上这些特点代表了先秦陶俑的工艺及艺术水准。
楚国木俑则形态舒适，其或施朱紫，或衣纨绨，不乏美感，显然比北俑多些雕琢细作。楚人对俑的那份着意或源于楚地浓郁的“信巫鬼，重淫祀”习俗。这种巫祀风俗对楚墓葬文化的影响极大，镇墓兽、虎座飞鸟、木鹿等镇墓辟邪造型以及墓内供献祭祀品等皆于楚国墓葬中出现。更为重要的是，楚国率先在传统椁墓中雕饰门扉(这种墓内空间的开通意识促进了汉代砖室墓的出现)，这些对后世墓葬文化包括墓葬陶塑艺术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相对楚国乃至齐晋地区，目前发表的春秋战国时秦俑资料更少，只有陕西铜川枣庙出土的八件泥俑、凤翔西村秦公陵的两件石俑以及长武上孟村出土的一件泥俑等，造型皆粗拙，只略显轮廓而已。然而，年咸阳东郊渭阳乡塔儿坡战国秦墓出土的两件骑马俑却有些不同。
秦国文化一直受西戎影响颇深，它的屈肢葬、洞室墓等葬俗迥异于东方各国。秦国也缺少严格的棺椁制度、礼器制作草率、它们的文字甚至也较六国简易。和关东国家相比，周文化对秦国的影响非常淡薄，尤其是社会中下阶层。在战国早期，它的经济文化都大大落后于东方，不被中原诸侯所接纳，正如《史记秦本纪》称：“(孝公元年间，公元前年)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
但此后，秦孝公任用商鞅，奋起变革。随着废井田、弃封建、制租赋等一系列的革兴政策出台，秦国国力激增，一跃而成为经济军事强国。公元前年，秦灭六国，“初并天下”，中国第一个一统帝国秦朝建立。统一王朝让原来相对独立的地域文化趋于融合，“书同文、车同轨”等同一政策也大大增加了国家文化的向心力。此时的中国政治文化格局焕然一新，经济基础也非此前裂土诸侯可比。崭新的经济文化背景为秦朝墓葬文化革新做好了伏笔。
年，陕西临潼西杨村村民掘井时意外发现秦始皇兵马俑。经钻探发掘，估计三处俑坑共有俑像多件、战车多乘、鞍马多匹。所有俑像皆同真人实物般大小，俨然是秦朝军阵的真实再现。俑立像皆高1.8-1.9米，约℃左右烧成，灰陶，通体彩绘；俑体泥条盘筑或模具成初型，部件模印或捏制后，再粘接细塑，头、手，分制单烧后再插入颈、袖口。
兵马俑制作写实细腻，造型宏大、规模惊人。它的出现令先秦陶俑艺术顿时失色，两者之间显然存在难以逾越的时空距离。秦兵马俑是否乃先秦丧葬艺术的自然演进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现来证实，目前我们只能从当时秦文化的特点中去寻找兵马俑兀现的理由：
首先，先秦社会存在的雕塑风尚。《韩非子显学》中曾有“象人百万”的记述，虽然当时这种社会现象和今天考古发现相距甚远，但此类习俗风气的存在实有可能。以楚国为例，考虑到其俑像多为木质，材料易腐，或许陪俑的实际数量可能远远多于目前考古发现。而在统一后的秦朝，楚文化这种墓葬习俗影响到包括关中在内其他地区并非没有可能。比如，西汉帝陵兵马俑造型中强烈的楚风便可为一旁例。
其二，秦国文化自身具有浓重的人殉习俗。秦的人殉数量之多、时间跨度之长乃关东诸国所不能比拟。公元前年，秦首开人殉制度之风，乃史料所载之最早，比其他诸侯皆早百或数十年(楚灵王，公元前年；晋景公，公元前年；齐恒公，公元前年)。春秋中晚期，殉风更甚。《史记》中记载，秦穆公从死殉葬者一百七十七人。而雍城秦景公墓中出土人殉竟达，数量之多，关东未有。就殉葬之痼疾，秦人曾作《黄鸟》诗曰：“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这首诗是国人为悼念三位殉难的栋梁重臣而作，由是可见秦殉风惨烈之一斑。
公元前年，从魏国返回的秦献公“止从死”，明令废止人殉制度。不过无论考古发现还是史料记载，都证明秦国人殉现象依然存在。《战国策》有秦宣太后(约公元前年左右)要求人殉的纪录。还有，《史记》也记载了秦始皇殉葬众多后宫的事例。因秦文化中殉人风俗过甚，以至于当今学者将之与屈肢葬、洞室墓以及围墓沟并列为秦国墓葬文化的焦点问题。可以说，秦国的人殉习俗是大规模兵马俑出现的文化。
其三，秦国固有的奢侈淫靡之风。“营筑巨陵大墓是秦文化的传统”，迄今为止我国已发掘的土方量最大的古代墓葬便是秦墓——年揭椁的春秋末期凤翔雍城秦公一号大墓，总面积竟达平方米。此墓经后人二百多次盗掘之后依然出土文物三千多件，其靡费程度可想而知。或许出于一个新兴民族急于被认可的迫切心态，或许出于其他，诸多考古和文献资料显示的秦主这一慕虚好炫的性格特征非常鲜明。而秦始皇只是完全继承了秦文化这一传统，并且不恤民力将其进一步放大，铸金人、修宫室、兴巨陵……从某种意义上说，兵马俑和这些古今罕闻的奢行一样，不过是秦始皇帝奢耀夸饰的一个道具而已，乃嬴秦家族的传统遗风。
以上只是在缺少战国陶俑过渡的情况下，从社会文化背景中寻找秦兵马俑合理出现的可能原因。但秦俑和战国俑之间巨大的工艺鸿沟却依然存在。也许今后考古发现将会揭示兵马俑的先秦母型；也许兵马俑只是当时各地工匠强制集中后产生的一次陶塑文化飞跃。不管怎样，秦始皇陵兵马俑的诞生确立了陶俑在墓葬艺术中的历史地位，并将中国陶瓷雕塑艺术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