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文献古籍里有一部中国历史，地下埋藏着另一部中国历史，到底“挖出来”的中国与文献中国有何区别？
上个月，在“阅读现场”直播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郑岩两位学者一起聊了聊对考古学的看法，主题为“复活历史——考古的浪漫与温度”。
除了以专业的角度介绍中国考古学学科的诞生历程，两位学者也在对话中谈及更开阔的思考：什么是考古学？考古学需要怎样与公众结合？什么是好的公共考古写作？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许宏和郑岩两位老师的对谈。
内容根据年3月10日直播整理直播主办方：抖音X中信出版集团
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百年，首先想请教一下许宏老师，您认为何为考古百年？考古这年来在中国经历了哪些事情？哪些发展？
许宏：郑岩老师和我进考古的门基本上是30~40年前，可以说我们见证了考古百年的相当一部分。一般认为中国考古学诞生时间是在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了仰韶遗址，命名“仰韶”文化，以此作为契机，定义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端比较合适。这是挺有深意的。
安特生（左二）在仰韶村首次发掘时的留影（资料照片，三门峡市委宣传部提供）如果一个学科是百年的历史，那么它肯定是一个崭新的学科，而绝不是一个古老的学科。而考古学的开端又是从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的考古活动来界定的，因此，可以说中国考古学是舶来品，这个意义非常大。
所以，首先要给考古学定位，尽管它的研究对象是国粹，但是考古学绝不是国学，而是一门崭新的、来自于西方的学问，是一个现代学科。
有朋友问我，说“考古是怎么样的”？实际上好古传统一直有，但这不是考古学。古代考古活动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之前，叫“金石学”。从中国文献记载来看，战国时期就有出土古物。《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得鼎于汾水上”，将年号改为“元鼎”。
宋朝吕大临的金石学著作《考古图》像这种对于古物的喜好，只是出于它的实际价值，或者观赏价值；而有文字的古物更受重视，有些大学问家认为有文字的古物包含的信息更多，因此，对没有文字的古物就比较轻视。
郑岩：目的和手段都不一样。
在考古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特别好玩的、有趣的故事，可以分享一下的？
许宏：我以前说过最多的一句话：考古学是文科中的理工科，它是富于思辨的，要用材料、用证据、用逻辑去连接它们的推导过程来探求古代的世界。大家觉得考古有趣，主要在于它的神秘感。
或许有人会问考古人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考古？怎么考古？我打个比方，考古人最像侦探，像是在车祸现场或者是盗窃现场根据断片的证据，寻找蛛丝马迹，最终形成一条证据链，给大家出复原方案。
另一方面，考古人像做翻译工作。无字地书，我们通过解译，把它变成大家能读懂的知识。一些考古学者写给大家的书，就是我们的一个解译，例如郑老师的《年方六千》和《考古中国》等。
郑岩：说到这里，许老师您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考古学在中国什么时候变得严肃了？我发现说到考古学的有趣，只是这几年的事情。我们读书的时候，考古学的形象是严肃的。考古学刚进入中国时，就是一副很严肃的面孔，我想，这是跟那时的学术环境和时代背景是有关系的。
顾颉刚等学者摧毁了旧史学之后，另一批学者要建立一种新的史学。国家内忧外患，大敌当前，像傅斯年先生他们，要重建人们对文化的信心，考古学是一个重要的工具。
实际上，近代意义的考古学在欧洲兴起时，也与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有关系，那些研究史前文化的学者，与古典学者对艺术品的兴趣很不一样。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田野考古学一开始就是找新材料，建立中国的“信史”。谈到好奇心、兴趣，很可能又将近代考古学之前人们痴迷于古代艺术品那个时代，重新唤醒。这也许有助于我们反思一百年来考古单一的科学主义的倾向。
许宏：我跟郑岩老师有同感，为什么考古学给人严肃的形象？是因为我们当时所肩负的历史责任使得我们变得很沉重，甚至考古学学科都是很沉重的。现在大家是衣食足、知礼节，才开始逐渐觉得考古好玩、有意思，是因为你吃饱了，才对无用之学感兴趣了。
大家也还蛮好奇这些考古的遗址是怎么被发现的，就您刚刚说，考古学者就像侦探一样去探秘零散的资料，那么，考古人是怎么一点一点地把片段拼接在一起？
郑岩：这种故事非常多。就“考古”这个词来说，我们从宋代就有。但是和我们今天所说的考古（日本学者用这两个汉字来翻译archaeology）含义并不完全一样。现代考古学是以田野调查和发掘为基础的。考古学家是满身尘土，像农民一样工作，跟传统儒士是完全不同的姿态。考古学家的确像侦探，但他们并不是坐在书斋中把玩古董，而必须瞄准田野。
爱德华·摩斯(EdwardMorse)像我讲两个小故事，你就会了解。第一个例子，是日本近代考古学的开端。年的一天，39岁的美国动物学家爱德华·摩斯博士(EdwardMorse)从横浜乘火车去往新桥。在火车开到东京附近的大森的时候，他从车窗看到外面铁路工程暴露出的土层中有大量贝壳的堆积，他就马上在大森车站下车，前往调查，由此发现了大森贝塚遗址。
所谓“贝塚”，就是古人吃完贝类，扔掉的壳的堆积。这些堆积中夹杂着同时代的陶片，这是日本第一个新石器时代，即所谓绳纹时代的遗址，由此揭开了日本近代考古学的第一页。你想，每天有多少人坐火车经过那里啊，为什么只有摩斯注意到这样的问题？这不只是知识的问题，更是观念的问题。一个老派的绅士，是不太可能下车的。而有着新眼光的摩斯就可以躬下身去进一步研究这些蛛丝马迹。
《莲塘清供图》轴，清乾隆，高凤翰绘，纸本，设色，纵88厘米，横40.6厘米。此轴画莲荷蒲草数枝插于瓶中，为端午节清供之设。第二个例子是关于我们的老师刘敦愿先生的。年，他见到一幅古画，是一张清人高凤翰款的博古图，也许只是张摹本。画上画了一件古怪的器物，器物里插着几朵莲花。刘先生认出来这件器物就是龙山文化的陶鬶。画可能是摹本，但是它背后一定有一幅真实的画存在。画家本人可能也不知道这件器物的时代，只是说它有古意，将它看作文化传统的某种象征。高凤翰在画上题诗说，这是农夫在他老家发现的。高风翰老家在胶州，年，刘敦愿先生就跑到胶州调查，果然发现了三里河遗址。刘先生是有心的，他知道作为一个考古学者，不只是要欣赏这幅画，还要到野外去进一步调查。这两个故事说明，考古学家这类侦探，一定要走入田野，深入到古人“作案”的现场。
许宏：你刚才问的遗址都是怎么发现的，这说起来非常遗憾。我们找的重要遗址往往不是考古人发现的。因为考古人太少，有时带着学术目的去找反而找不到。
秦俑二号坑出土的彩俑
兵马俑是农民挖井挖出来的，良渚的玉器、三星堆的器物坑，大都是农民取土发现的。但是它的价值必须是专业人士才能认识到。所以我们说考古发现，一般都是以它进入考古人的视野，并被我们公之于学界时，才能叫“发现”。比如农民早就发现二里头了，而在当地文物干部知道后，他们领着著名古史学家、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去，徐旭生先生写了报告并公布出来，这才被正式发现，这已经是年的事儿了。徐旭生是为了寻找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夏王朝都城去的，没想到就遇到这样一个大遗址，二里头这才走进了考古人的视线。
郑岩：就有点像动物学。逮到一头野猪吃掉了，这不是动物学家；逮到它解剖了，研究它，这才是动物学家。
其实《考古中国》里有很多发现考古遗址的故事，想问问二位老师有没有颠覆了历史认知的发现？
许宏：在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我们对地下遗存所显现的中国上古史的认识，全然是空白的，那时任何一个考古发现都是颠覆性的。
比如“仰韶”，曾经我们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一个漫长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前辈后来又在山东城子崖发现了黑陶，比仰韶文化要晚，才知道还有黑陶文化。
《考古中国》内页
殷墟，发现了最早的文字(甲骨文)，都邑、大墓、青铜器填补了中国青铜时代的空白。谁都没有想到在四川居然还有三星堆这样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这个过程几乎都是在填补空白。当然现在这样的空白越来越少了，但也不是说没有。比如石破天惊的陕北石峁城，是在十几年前才发现的。所以，考古学就是在不断地填补空白，尤其是在初期，几乎都是这种颠覆性的发现。
郑岩：除了填补空白，还有丰富了我们的认识。像许老师说的，我们过去中学课本讲的古史，感觉是由不同的王朝先后相继排列成的一条线。有了考古发现，加上对文献的综合研究，我们今天对历史的认知已经变样了。比如，夏、商、周既是一种时间关系，也是一种空间关系。夏王朝的末期，商人已经起来了。商王朝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周从西边兴起了。刚才说到三星堆，还有湖南、江西那些同时期的遗址和墓葬，可能都是不同程度受到中原影响的地方政权，古书上基本上没有记载。通过考古我们就知道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
考古人在考古的时候会用什么样的工具？比如大家问小铲子在考古人手里面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它碰到国宝会不会怕碎？
许宏：我刚才说考古人就是解读无字地书。为了解读无字地书，我们探索出了一整套绝活，从方法到工具的运用。而有一些不是考古人自己发明创造的，而是借用的。
考古工作是从粗到细的，我们考古队分成三种人，最基层是发掘的时候请来的民工，就是农村的大爷大妈，他们最常用的是铁锨，做的是基本的清理出土的活，属于体力劳动者。一旦进入了文化层，或者发现了遗迹现象，就得精耕细作了。
在这种情况下刮锨就开始派上了用场，比刚才说的小铲子还要大一点，最早我们用一种工兵锨，不好用，后来我手下的高级技师发明了一种工具。他把买来的菜刀的刀把去掉，在它的中间部位安上一个跟菜刀垂直的铁棍，一把上好的、非常顺手的刮锨就做出来了。以前带学生实习，有学生问遗迹现象层或文化层分不清怎么办？老师就一个字，刮。三个字，继续刮。直到比较清楚了，才开始用那个小手铲，平头的、尖头的，一点一点尽可能小心地清理。
但是如果遇到漆器，或者二里头出的绿松石龙形器之类的器物，手铲也会显得太粗笨，就开始用非常精细的工具剔剥，比如餐刀，甚至把筷子削尖了，一点一点剔清，如果还得更细，就用牙签来剔非常精微的地方，跟绣花一样，考古就是这么做下来的，所以有人说考古就是磨洋工。
郑岩：这跟要提取什么信息有关系。现在要提取的信息和我们读书的时候要求不一样。过去灰坑里、墓葬里的填土是扔掉的，现在要取样。
许宏：我经常说一句话叫：“科技使考古插上翅膀。”当时我作为年轻教师带实习，那时我刚从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结业回来。之前，发掘时老师或领队交代说，除了土什么都要，包括石头都得让老师、领队看看是不是制作石器的石片、石核，但是土全扔了，因为没有用。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制定的田野考古操作规程就这么规定。
但是，在20多年前，我的同事赵志军老师从美国博士毕业回来，带回了浮选仪这样的设备。一旦有了“浮选”这个理念和方法，就可以用水来冲洗土样，里面的粮食颗粒和狗尾巴草啥的，就都发现了。植物考古学家，他们自称为“植物人”，在实验室里边用显微镜来观察我们提供的这些碳化样本，我们这才知道二里头时期人们的生活中已经五谷齐备了，小米、黄米、稻子、小麦、大豆全有了，在这之前我们完全不知道。
这也是一种信息提取。你刚才问的是怎么铲，现在讲得已经更高大上了，这东西跟手铲一样，仪器、设备、手段，背后是理念的变化。
郑岩：观念的改变，格局的改变。
许宏：最大限度的攫取历史信息。
郑岩：考古学最早集中于艺术品的发现，就是要找宝贝。到谢里曼发掘特洛伊的时候，已经扩大到其他人工制品。现在不光是人工制品，还要研究环境。因为今天我们环境出了问题，我们想要知道，环境如何变化成今天这个样子，年前、年前的环境是什么样子。问题的发展，带动了方法的发展。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特别喜欢考古，想请两位老师给一点建议，谈一谈您们对中国考古百年的期待。
许宏：这几年特别愿意说的两句话：一是只懂考古已经搞不好考古了。以前像我这样科班出身，本科、硕士、博士都学考古的人特别自负，但现在特别自惭形秽，因为只懂考古已经搞不好考古了。我就曾开玩笑道：你既懂音乐又懂考古，那你就是音乐考古学家，你既懂农业又懂考古，你就是农业考古学家。几乎所有学问都对建构我们这一本源性的学科产生作用。年轻人无论想学考古的还是正在学的，都要打牢基础。
第二，只懂中国考古已经看不清中国，必须有全球文明史的视野。年轻人更要有眼界和外语的优势，尽可能地兼收并蓄，把国外先进的理念、方法中国化、本土化，一起建构我们面向未来的中国考古学科。
郑岩：对未来中国考古学的期待，我只能从自己的角度谈一下。上一个百年，考古学对于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的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下一个百年，随着中国人物质上的富足，也需要更多的精神消费。
在这样一个可能的背景下，我希望中国考古学能够更为开放，更为多元。不只是承担民族、国家的大道义，也要能够呼应一个普通人的精神需求。换句话说，考古学家对社会责任要有更为多元的理解。
我写《年方六千》的时候，想表达的就是一种个人的视角。我想和那些文物慢慢地说话，也听它们向我倾诉。它们既是国家宝藏，也是我的朋友。这就要求考古学者能容纳不同的思维方式，在解释方法上更为多样化。
还有一点，我对于当下的学术制度有所不满，我希望将来的考古学家，还是要坐“冷板凳”，要安下心来，不能急功近利。最近几年，几乎每个人都是火烧火燎的，学者不该是这个样子。
许宏：本来是国泰民安的时代，但我们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郑岩：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