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与西汉动物陶俑的施色比较

秦与西汉有不同的色彩喜好。秦人尚黑,汉人初期尚红,到了汉武帝时期尚黄。不同的色彩偏好影响到了两朝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吃、穿、住、行。在“事死如生”的阴世观念影响下,陪葬品中动物陶俑作为复制生前世界的一部分,其色彩也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征。秦与西汉动物俑都有表面彩绘的工艺手段,比较两者彩绘的色彩倾向和上色工艺就能分析出他们不同的审美意识和内在个性。

以秦马俑为先,不少观众参观秦兵马俑博物馆时,以为秦马俑身上渐变的黑色晕染是马俑的彩绘效果。其实这只是当年项羽焚烧兵马俑坑道所留下的熏痕。陶由于多孔的特性,容易吸收烟火中的碳原子。马俑上留下的黑色痕迹就是陶土吸收了烟火中的碳元素所形成的天然色泽。这个特性在现代陶艺中得到发掘,形成了“熏烧”这一门类。真正的彩绘出现在兵马俑出土之初——与陈列在俑坑中灰黄色的兵马俑不同,出土之初,它们的身上都有着斑斓彩绘。兵俑如此,马俑亦是如此。

二号坑就曾出土几件绘有黑、红彩绘的马俑残片。但由于当时保存技术的落后,大量彩绘图层都在出土后卷皮脱落或者氧化消失,为考古界一大憾事。在兵马俑博物馆中展示了数件保有彩绘的兵俑依稀能透露出秦俑彩绘的主要特点——主要有黑、红、紫、褐、白、黄、绿、蓝这八种颜色。其中冷色的使用明显少于暖色,蓝色和绿色偶尔出现在细节中起到点睛的作用,巧妙的色彩应用烘托出了秦军威武之师的气魄。

马俑保存状况更完好。关于马俑的彩绘,今人只能从文献和少数出土照片中解读它们的彩绘特点据文献记载,始皇帝庞大的车队中,有“五色安车、五色立车”。所谓“五色”分别为红、黑、黄、青、白。五种颜色对应五个方位,即南、北、中、东、西。例如在秦始皇帝陵封土堆以西20米出土的8匹青铜车马,安车和立车色彩斑斓,花团锦簇,而八匹车马通体白色彩绘,并无任何装饰性线条。在秦朝,白色代表西边,出土的铜马从与帝陵的相对位置上证明了这个说法,另外二号坑出土照片中的红色和黑色的马俑残片,也更加证实了了文献中记载的秦马“五色”的色彩观念。

西汉人对色彩的偏好与秦人有相似之处,但又有明显区别。常见的色相有红、黄、黑、白、绿,这几类色调中又衍生出几十种不用的颜色。色彩偏好上,西汉初期的动物陶俑中大量出现红色的彩绘,其次是黑色和黄色。早在《礼记·檀弓上》中就记载说“周人尚赤”可见“尚赤”这个传统汉人自古有之。至汉武帝时期贵黄色,故有“汉人尚赤贵黄”一说。在汉阳陵的家畜阵列中,最常见的彩绘有白色、红色和黄色这三种。其中每个阵列都会出现数匹通体黄色和红色的家畜点缀其中,例如汉阳陵13号坑中出土的黄色彩绘陶牛和陶狗。这个现象为汉人尚赤贵黄的色彩偏好提供了又一佐证。

两朝人都钟情于黑色和红色,但是秦人偏重黑色,而汉人衷于红色。除了黑色、红色和黄色以外他们也使用其他的色彩。以秦为例,虽然秦马俑的彩绘残片极少,但是从现存秦兵俑的衣着彩绘完整地将秦人的色彩信息传到当今,其中有白色、黄色、红色、赭色、黑色、紫色、蓝色和绿色等。据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专家研究结果:绿色和蓝色为当时的时尚色,这种现象有趣地证明了古人对色彩的嗜好与今人颇为相似——是具有潮流性的。

经过鉴定,西汉彩绘所用的原料与秦时期相似,属于矿物颜料的范畴,只是种类和配方上有所拓展。这些色彩都属于矿物质颜料。红色源于辰砂、铅丹。绿色源于孔雀石。蓝色为蓝铜矿。白色来自铅白和高岭土。这些原料的应用跨越了两千多年,一直延续到当今的国画和壁画。其特有的色感,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色彩品味。

施色方式上,秦兵俑的彩绘被秦兵马俑研究所考证为先于陶身上涂一层薄薄的胶质,然后用赭色或者白色打底,最后将选中的颜色平涂在干燥的底色上,颜色有时会产生渐变,从而衍生出如朱红、粉绿、粉紫等颜色。

从秦马俑的彩绘残片中可以观察到秦马俑的彩绘方式同样是平涂的上彩方法。两种不同颜色之间逐渐过渡晕染,不见明显笔触。这种上色方式使得色彩更加自然,随和,隐藏了人工绘画的痕迹,彩绘客观地还原马匹的固有色。保存相对完好的铜车马的彩绘或许能让我们领略到陶马彩绘的神韵:马身通体本白色,平涂的白色彩绘延伸到车马口鼻部位和生殖器部位时颜色变暗,这些遵循真马色彩变化的施色都从侧面反映了秦人严谨的写实风格。秦俑彩绘技术的另一独到之处在于彩绘前工匠对陶俑表面进行压磨处理。这种处理使没有釉的素陶表面产生了一定的光洁度,彩绘时行笔更加顺畅和连续,色彩干燥后表面光滑完整。

与秦马俑不同,西汉动物俑的施色工艺除了平涂之外,还加入了自由的线条,这些线条通常用毛笔勾勒。笔触的运用明显地借鉴了书法的笔意,线条起承转合皆活泼跳跃。不同颜色间一般不加过渡,使色彩带有极强的主观性和感染力。从功能上,可将线条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暗示结构,例如这件骑马俑的马头上赫然用白色颜料描绘出鞍具与缰绳。利用二维的方式暗示三维的结构,这种表现方式在西汉之前的动物陶俑中是并不多见。第二类是用线条绘制装饰性花纹。西汉动物俑的装饰性花纹与汉代出土在锦帛上的花纹样式颇为雷同。这点也指出了西汉时期人们逐渐放弃对严谨写实的追求,而向着写意与装饰性发展的趋向。

在咸阳杨家湾骑马俑的彩绘中,不难发现许多线条与用色已远远超出写实的范畴,进入了“意象”的绘画领域。线条与形体有关,又超然于结构。试图在表达动物形体中高于解剖结构的精神内涵。

总之,秦俑的彩绘工序复杂多样,色彩丰富讲究,充分展现出了彩绘在雕塑陶上的质感和魅力。而西汉动物陶俑彩绘随意奔放,线条有力夸张,表达了极强的主观情绪,这两种彩绘风格对后世的彩绘技法皆产生了深远影响。

除了彩绘,西汉动物陶俑具有另一个独特的施色方式:上釉。西汉烧制技术的提高,使之前无法烧制的釉色得以面世。不过西汉的釉料种类和烧制工艺毕竟不及唐宋以及之后的朝代,所能选择的釉料种类局限。其中大部分釉料的原材料皆取材于自然中随处可见的矿物或者无机物。如:汉代草木灰釉顾名思义取自于草木灰;汉代自然釉来自柴窑的天然落灰;汉代灰釉取自二灰(氧化钙,一般来自动物骨骼)。出现在动物陶俑身上的西汉绿釉则是含有铜元素和长石的中温釉。

西汉动物俑上的釉色至今依然为陶艺家与收藏家所津津乐道。特别是具有代表性的汉代绿釉,即使经历多年的侵蚀与磨砺,许多绿釉陶片依然上的绿色依然晶莹剔透,散发着生机勃勃的力量。代表陶俑有:绿釉陶狗和绿釉陶鸭。除了绿釉,某些动物陶俑身上也发现了灰釉和茶末釉的痕迹。这些釉料既保护了动物陶俑,又增加了其表面效果的多样性,为后世所继承和发扬。

从色彩的精神属性上分析:黑色——严肃、庄重、务实。黄色——博大、明亮、富贵。红色——热情、奔放、有力。秦与西汉两朝不同的色彩偏好源于其代表的不同的思想与精神内核。这些色彩属性暗合了秦人严谨的法度精神与汉人的既浑厚有飘逸的个性,并在两朝动物陶俑的颜色选择和施色工艺上得到清晰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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