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技术将博物馆前所未有地与社会、与时代、与青年紧密连接在一起。”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佳璇编辑覃柳笛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综合展区，参观者在参观展出的《穿越时空的大运河》数字影像（鞠焕宗/摄）
在三星堆博物馆，观众戴上MR（混合现实）眼镜观展，与文物展开“时空对话”；通过故宫展览App，人们可以进入一座不打烊的“数字故宫”，参观年以来在故宫博物院内举办的90个展览……
通过数字技术，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是使古老的中华文明活力赓续、唤起公众文化自觉与坚定文化自信的有效路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年远景目标纲要》两次提及博物馆数字化相关内容。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这是文物事业发展五年规划首次从部门规划上升为国家级专项规划，显示出国家对于文物与科技结合的高度重视。
文博数字化不止于“云展览”。随着新一轮技术革命加快推进，从考古发掘到文物保护，从价值阐释到展示传播，数字技术对我国文博行业的重塑已经悄然发生，为文物承载的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新助力。
文化遗产“数字重生”
奔波公里，历经五个昼夜，两辆十米多长的大货车终于在年5月6日晚来到了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门前。
货车从敦煌开来。为了筹划半年之久的“万里千年——敦煌石窟考古特展”，车上装载的近百件文物首次离开莫高窟，来到了武汉珞珈山下。此次特展的展期为期四个月，先对武汉大学校内师生开放，并确定于6月20日至8月下旬限额向社会预约开放。
除了文物原件，此次特展中还有4个复原石窟。身长超过10米的敦煌卧佛在展厅中庄严侧卧——那是在数字技术支撑下由3D打印而成的复制品，分为几块组装拼接，却浑然一体，看不出拼接痕迹。
复原石窟与3D打印的敦煌卧佛，都得益于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与敦煌研究院一项持续十余年的合作——“数字敦煌”。
20世纪90年代，敦煌研究院开始推动敦煌的数字化保护工作，对石窟和相关文物进行全面数字化采集、加工和存储。年，随着三维激光扫描技术的发展，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摄影测量与遥感学家李德仁敏锐地感知到，技术进步将对石窟寺三维数字化保护带来变革。他推动武汉大学和敦煌研究院一起开展“数字敦煌”项目研究。
李德仁在与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初次见面时，樊锦诗对李德仁说：“文化遗产不能永生；文化遗产也不可重生。”李德仁接着她的话讲到：“文化遗产可以在数字空间永生、重生。”
对石窟寺文物来说，现实中的自然风化与逐步损坏，只能通过技术手段延缓，但难以避免，因此信息的采集留存格外重要。
如同敦煌一样，云冈、龙门、大足等石窟均不同程度地引入了数字化技术解决复杂的洞窟测绘难题，石窟寺文物的数字信息也得以抢救性地收集留存。
经过近20年的发展，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石窟寺已成为认识和应用数字化技术最前沿的分支领域。如今，石窟寺文物已可以通过三维重建技术实现“数字重生”，并通过3D打印进行复制。
近年，这些宝贵的数字化成果已突破学术圈而惠及公众。年，“数字敦煌”资源库上线，敦煌数十个经典洞窟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及全景漫游通过互联网向全世界公布；年，龙门石窟研究院与浙江大学合作，通过数字化使海外回归文物高树龛佛首与洞窟遗存实现“身首合一”……
文物的数字信息也成为了文博领域开发文创产品的基础。年，敦煌研究院与腾讯合作，共同打造出王者荣耀飞天皮肤、QQ音乐“古乐重声”音乐会、敦煌诗巾等数字文化创意产品，使得敦煌之美走出莫高窟，越来越为公众所熟悉。
“云展览”背后
年6月2日，在第17届中国—东盟文化论坛上，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李志荣在发言中讲到：“文物数字化的根本目标是要借助数字技术手段，建立翔实的数字化档案，实现文物本体信息数字化保全和保护，从而完成文物从物质形态向数字形态的转化，实现其从文物到文化资源的转化。”
近年来，文博机构和互联网科技企业联手开发文创产品、进行线上传播，并和电视传媒、数字传媒合作，打造出以《国家宝藏》为代表的内容产品，均成为促进“文物活起来”的有效实践，带动起全社会的“文博热”。
在疫情影响下，线下“文博热”遇到了严峻考验。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报告，年全球博物馆平均闭馆时间天，收入锐减40%-60%。为了转危为机，我国各地博物馆在既往数字化建设的基础上广泛开展“云展览”，加速了文博领域与虚拟技术、线上传播的融合。
“云展览”的涌现有着疫情的催化因素，但其背后是我国文博数字化从无到有、由浅入深的逐步建设。
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文博领域专家段勇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我国文博数字化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以年上海博物馆成立电脑室为标志，上世纪80年代我国博物馆开始探索电脑化管理，为后续的数字化建设拉开序幕。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以河南博物院为代表的中国博物馆陆续在国际互联网上开设网站，提供基本的信息资讯服务。同时，一批博物馆旧馆改造或新馆建设中引入“通信与网络系统”，博物馆加快了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进入21世纪后，随着数码影像、扫描技术的成熟，“数字化”概念迅速替代“信息化”概念。综合办公管理系统和藏品信息管理系统等广泛应用与博物馆的业务管理，同时互联网站建设、多媒体展示技术、导览系统、三维扫描、虚拟现实技术等则应用于传播和展陈。
从年至今，以国家文物局确定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苏州博物馆、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院、四川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和山西博物院7家博物馆为国家智慧博物馆试点单位为标志，全面进入智慧博物馆建设阶段。
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实施智慧博物馆项目”，标志着智慧博物馆建设正式成为国家顶层战略。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办公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杨拓曾撰文表示：“当前，我国博物馆的数字化发展进程在不断加快，探索国内博物馆信息化管理已经取得成效，从而为智慧博物馆建设奠定了较为坚实的技术基础。”
再造博物馆
“目前，我国约有85%的博物馆基本普及了数字化技术，即至少具有国际互联网网站、藏品数据库系统。国家级、省级、东部地区的市级博物馆则普及了三维影像、虚拟现实（VR）漫游甚至人工智能互动等高级数字化技术。”段勇说。
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中，观众通过智能导览对准文物拍照，兵马俑在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下可以自己“开口说话”，同时让观众在米之外就可以看到盔甲上的“文物”；金沙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电子门禁和观众流量控制系统和其他智能服务系统，则大量运用了物联网技术。
“数字化技术不仅是给博物馆传统工作提供了一种新工具，大大提高了相关工作的效率，而且也是对传统工作模式的优化、提升甚至重构、再造。”段勇说。
年，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数字孪生系统上线，该系统的功能已经不局限于展品上网、“云”上观展，而是更注重赋能场馆管理。不在馆的观众可在线参观，查看近期展览、博物馆周边交通路线等信息；在馆观众则可进入文物导览页面，查看各展区客流，聆听语音解说，快速找到参观入口、应急出口和卫生间位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年远景目标纲要》在第三十五章“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和“专栏9数字化应用场景”中，均提到了博物馆数字化发展。
段勇认为，数字化转型可能使博物馆形态在未来脱胎换骨，让博物馆成为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真正桥梁。“博物馆的管理模式、服务理念也必须与时俱进调整变化，数字化管理、数字化展示、数字化传播使传统博物馆迈向数字博物馆、智慧博物馆”。
实际上，文博领域历来与新技术有着不解之缘，数字化也被视为一种促进博物馆可持续化发展、推动文化遗产多元共享的策略，成为当前世界文博领域的前沿话题之一。
年5月18日，以“博物馆的力量”为主题的国际博物馆日到来。在此次主题阐释中，国际博物馆协会将“数字化与可及性创新”视作彰显博物馆力量的一种重要途径。
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刘曙光认为：“文化是博物馆力量的根基，数字化是博物馆获取力量的重要渠道，也是发挥力量的重要途径。只有数字技术以更实用的方式与文化内容相结合，以更亲民的姿态引发大家的共鸣和认可，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博物馆的力量，促使博物馆在文化强国建设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年9月23日，第十七届文博会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成果展展台，参观者用“AR探究镜”扫描文物模型后了解文物信息（毛思倩/摄）
更加贴近公众
近两年，各大平台纷纷与文博机构合作推出数字藏品，形成了“文博热”之下的新消费业态。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主任谭平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文物借助数字藏品走出了博物馆，通过线上平台的展示与售卖，缩短了文物与社会大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之间的距离感，更大地激发了他们对于文物及其相关历史文化的兴趣。
无论是线上线下文博游的火热，还是《国家宝藏》《中国考古大会》等文博节目引起的热议，均说明人们对文物所承载的传统文化的认同，折射出文化自信的显著增强。
根据国家文物局数据，年，全国博物馆共举办展览3.6万个，推出余个线上展览和1万余场线上教育活动，这些线上展览和线上教育活动的网络总浏览量，已超过41亿人次。
年1月26日至5月4日，“何以中国”文物特展在故宫文华殿展出，作为《国家宝藏》三季以来展演文物的首次实体聚会，汇集了全国30家博物馆的余件文物。为了弥补疫情之下线下游览人数限制带来的遗憾、满足人们的观展需求，4月18日上午，“何以中国”便举办了一场由策展团队和文物专家导览的线上直播。
在段勇看来，数字技术对博物馆履行自己的社会使命可谓如虎添翼。近年来，文博机构与社会专业技术机构合作开展的数字化工作，使得陈列展览的观赏性大为提高、公共教育效果更加直观有趣、博物馆越来越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场所，效果立竿见影。
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观众可以通过可穿戴全息设备，进入到清末时期的《增广重庆地舆全图》，置身于清末时期的重庆街道、店铺、码头，以交互式参观来理解文物内涵。
“数字化技术将博物馆前所未有地与社会、与时代、与青年紧密连接在一起。”段勇表示，随着数字技术的渗透，文博机构可以实现更生动的展示、传播，从而潜移默化地发挥文化示范引领作用，参与到当代社会文化的记录、塑造和未来社会文化的孕育、创新之中。
文博领域数字化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无论采取怎样的技术手段、引入怎样的新业态，公益性原则都不能动摇，数字化发展之路需要脚踏实地，兼顾好文化传播与文物保护。
年3月，全国50家博物馆、高校的60位馆长、学者联名发布《关于博物馆积极参与建构元宇宙的倡议》。联名者在进行讨论时，都强调了在新概念、新技术下，基于文博领域数字化发展规律冷静思考、理性推进的重要性。
“文博领域数字化的根本任务，是尽可能及时全面准确地采集现有文博资源信息，并最大限度地保护和传播，以实现保护和传承人类社会多元文化及多彩环境的宗旨。文博行业的一切数字化建设都应该以这一目标为起点和归宿。”段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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