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中国考古学蓬勃发展、硕果累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扎实推进。这些都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何进一步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是考古工作者乃至整个历史文化学界的一项重要任务和时代使命，既需要进行理论上的思考与探索，也需要脚踏实地，勤奋耕耘，拿出更多特色鲜明、创新性强的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不仅指明了中国考古工作的发展目标与未来方向，也对其应当发挥的作用和实现的价值进行了深刻阐释。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做好考古工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揭示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历史脉络，展示中华文明重大贡献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学科”（《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考古学是历史学科的分支，通过实物资料来揭示古代历史的真实面貌，进而探索社会发展规律。考古发现表明，至少在上百万年以前，中国的大地上便有人类起源和发展。然而，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历史只有三千余年，因此，对于之前漫长历史的探索主要依靠考古学。
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以来便肩负着探究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重任，同时也承担着增强民族自信心的重任。20世纪初，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灾难之中，西方列强掌握着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优势，掌控着国际社会话语权。一些西方学者通过对齐家文化遗址的调查，提出“中华文化西来说”。20世纪40年代，夏鼐先生通过发掘一座齐家文化墓葬，用地层学相关知识证明了仰韶文化和齐家文化的早晚关系，攻破了“中华文化西来说”的错误论断。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考古学科体系，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发现真正做到“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尤其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的开展，使得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进一步明晰。近年来，良渚、石峁、陶寺、红山等遗址的一系列重大发现，表明了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多元性，并最终在公元前年左右实现各文明要素汇聚中原，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即夏王朝。二里头夏都遗址、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安阳殷墟等传承和发展了夏商早期华夏文明的核心内涵，两周时期的诸多城址和高等级墓葬阐释了中国礼制文化的形成，汉唐时期的长安和洛阳呈现了两大王朝的恢宏与包容，北宋都城汴梁展示出中国古代繁荣的经济和文化面貌，北魏洛阳城、金中都、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则体现了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些重大的考古发现将中华民族在古代所创造出的灿烂成就向世人一一展示，不断证明着中华文明的一脉相承，昭示着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国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不难看出，中国考古学的特质、发展历程与五千多年绵延不绝文明史的发掘、考证与阐释紧密联系，担负着证实和展示没有文字记载历史时期重要节点和时空场景的功能。换而言之，没有考古学的科学发现、没有考古学的正确认知，历史的长度和面相就可能停留于神话与传说之间，中华文明起源的神秘面纱就始终难以揭开。
增强民族凝聚力，坚定文化自信
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始终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近代考古学诞生之初，美国学者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在国际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基于该书所形成的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研究是唯物史观的体现。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居室葬”，到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裴李岗文化墓葬，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山东大汶口墓地，再到文明曙光出现的陶寺墓地，这些考古发现完整地展现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过程。考古学揭示的人类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再发展到“铁器时代”的进程，同样与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相契合。也就是说，中国考古学在科学化发展过程中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用实物遗存探寻并书写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
考古学不断用实物资料丰富和建构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体系。中华文明的起源由各地多彩的史前文明逐步融合于中原，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架构。随着秦汉建立大一统王朝的进程，文化格局也从多元一体转变为一体多样，并一直沿袭下来。近年来，关于丝绸之路的诸多考古发现表明，至少在公元前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晚期，冶金术、小麦从西亚传入中国，粟和黍也在这一文化交流背景下逐渐被中亚和西亚地区的居民们栽培。汉代以后，东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西方的玻璃器、金银器同中国的丝绸、瓷器等成为古代东西方友好往来的重要见证。隋唐长安城中发现的景教、祆教、佛教等寺院及文物遗存，有力佐证了东西文化信仰的融合与交流。文献记载的“四方”“四夷”以及邻国来朝同考古学很多发现相互印证，从中使人们看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具有的海纳百川的开放气度，也印证着文明交流与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考古学用活化的遗迹和遗物记录着文化认同和国家观念深化的历史脚步。从考古学的角度看，这种历史趋势初步形成于夏商周三代，在秦汉时期得以奠定，突出表现在都城和陵墓等方面。北魏洛阳城便是在吸收魏晋洛阳和曹魏邺城营建理念的基础上修建起来的，而辽上京和辽祖陵的布局特征揭示了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原文化兼具吸纳和反馈两方面作用。佛教自西域传入中原的过程中，同儒家思想和道教文化进行融合，寺院的布局仿照汉式传统而建，体现了宗教对国家文化的认同。年，奇台石城子遗址出土了大量的云纹瓦当、五铢钱等汉代典型器物，其性质可能为东汉“疏勒城”旧址，展现了古代新疆各民族文化同中原文化的交流交融。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不断传承和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历代王朝对文化和国家观念的认同。因此，考古学不仅要成为发掘物质文化的主力军，更要为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坚定文化自信贡献力量。
传承中华文明，丰富历史文化滋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必须保护好、利用好。作为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物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价值。
史前与夏代的考古与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直接关联着国家与文明的起源。例如，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陵在今陕西黄陵县，根据史书记载，历代都到这里祭祀黄帝，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年，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关头，国共两党于清明节共同公祭黄帝陵，毛泽东同志亲自撰写祭文，这一活动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唤起全国民众奋起抗日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考古领域，黄河流域考古发现已经构筑了1万年以来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没有大的缺环，黄帝时代的文化遗存位列其中。而要清晰揭示这段历史，未来仍需各领域专家对这些遗迹和遗物展开科学研究，当然也需要考古学本身不断再发现、再佐证，现已启动的河南三门峡灵宝北阳平遗址的勘探与发掘工作就是这方面的新探索。
商周至明清考古与今天各类遗产保护传承工作，都承担着这方面的功能。当我们在学习和诠释甲骨文记载的历史时，可以深刻体会中华先民的伟大，感悟语言和文字世代相袭是中华文明流传最广泛、最深厚、最基础的文化基因。当我们面对秦始皇陵兵马俑时，又一定可以品味“六王毕，四海一”的豪迈进程。端详汉代瓦当“长乐未央”的文字，注视乾陵无字碑，再漫步于明清帝陵，心中定会感慨万千。这些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能够让我们触摸和感受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从而丰富全社会的历史文化滋养。
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物是不可再生资源，保护了它们，也就续写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文脉。毫无疑问，各地有不同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于各地历史文化内涵的解析，都离不开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对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故宫、殷墟、秦始皇陵兵马俑、龙门石窟等遗址来说是如此，对其他各类考古遗址和遗存来说亦是如此。考古学不仅要把五千多年的文明内涵说清楚，也要解决好中华文明根系问题，探寻“不断裂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从而帮助人们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同时也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精神，从而不断加深对今日中国的认知和理解。
做好考古和历史研究工作，发挥以史育人作用。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一方面要以加强能力建设为着力点，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另一方面，通过对考古遗存的讲解和知识传授，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掌握传统文化精髓，传承和创新中华优秀文化，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
作者：韩国河（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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