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短暂而辉煌的秦帝国后，是延续近四百年的两汉王朝一西汉和东汉。公元前年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汉高祖刘邦战胜了旧贵族势力项羽的强大军力，继秦之后一统中国，建立了长达两个世纪的西汉王朝，定都长安。
汉代由于统治长久，文物典制完备，在处理皇室贵族和官僚地主等统治阶级的丧葬方面，定有制度，设有东园署和东园令垂等专门管理机构，对于随葬方面，明器按死者的身份和地位决定种类、数量和形体大小。因此，中国古代的俑像陶塑，从西汉开始进入了一个兴盛时期。
汉朝陶塑与秦朝的区别
秦朝与汉代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跨度都不能算作遥远，可是，汉代陶俑的艺术特征较秦代发生了许多巨大的变化，其中最为显著地改变可以总结为两点。第一个变化与结构规模有关。前面已经阐述秦兵马俑的重要特征是“数”与“量”的“巨大”，可以称之为“巨像”。然而西汉的帝王却不钟情于“巨大”的尺寸，他们摒弃秦始皇帝对雄伟壮观的追求，而崇尚“微型”的陶塑艺术品。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是参加过秦末农民战争的君主，他吸取秦始皇暴政灭国的教训，意识到武力可以打天下，但武力不能治天下。再加上经过长期的战争，国家经济贫困，景象残破。
所以，西汉初年的君主均采取休养生息的宽恕政策，信奉老庄的“道家”思想，主张“无为而治”，特别是“文景之治”时期，君主提倡节俭、减轻刑罚、善待百姓，为汉王朝的兴盛奠定基础。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经济繁荣昌盛，为了增强中央集权采取“罢黯百家，独尊儒术”，即使发动了匈奴战争，也不同于秦帝国暴政下的民不聊生，秦王利用“法家”建立的强权政治而对其百姓采取严酷至极法律。
秦王朝与汉王朝大相庭径的政治主张，反映在艺术审美方式上必然产生颠覆性的分裂，汉代的君主不再追求艺术品结构规模的宏大。例如:出土于阳陵的墓俑虽然在西汉早期墓俑中属于大型的，但也仅有秦俑的三分之一高。那些出自徐州后楼山及其他地区的墓俑则更小，大约只有秦俑的九分之一。虽然这些汉俑较先秦时期的俑大，但它们仍比真人小许多，因此可称为“微型”俑。
西汉初年，对秦代制造数以千计真人大小的兵马俑之举想必依然记忆犹新，因此缩小兵马俑尺寸必定是汉人的刻意选择。西汉君主不愿依循秦代的先例，颠覆传统，目的是建立汉代陶俑独有的审美功能一一秦代“巨像”陶塑是试图通过艺术手法再现真实生活的场景;而汉代微型陶俑则与之不同，它所构筑的是想象中的世界，这个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皆可超越真实世界。曾有学者提出:“缩微”的表现手法能够随心所欲地创造出一个独立于外在世界的时空系统。
可以推论汉俑与秦俑的区别不仅只是尺寸小和外形简化而已，而是它们的功能截然有别，这些汉俑是用来创造一个微型而非巨型的世界。例如阳陵南面祭祀坑出土的随葬陶塑品，其中不仅俑及家畜为微型，其他所有陶塑无论是建筑、马车、兵器、炉灶、壶、杯，还是别的物品，也均是微缩的。所以，汉墓中随葬的小型陶塑不仅是“取代”真实世界，其意义更在于创造一个不受真实世界中自然法则约束的世界，因而将生命延续至永恒。
体量的变化
西安附近杨家湾发掘了周勃父子的陵墓，周勃及其子周亚夫均为西汉早期的赫赫名将，墓俑的军事题材可能与他们的将领身份有关。在此陵墓中出土了件步兵俑及件骑兵俑，这些陶俑埋在排成五行的11个坑中，其中4个坑为步兵，6个坑为骑兵，还有一个战车坑。
阵势安排以步兵为前锋，以骑兵为后卫，虽然这样的军阵让人想起秦始皇的“地下军队”，但相形之下这些汉代的陶塑兵士要小得多:站立的士兵约45厘米高，即使是骑兵，高度也不超过68厘米。
周氏陵墓出土的兵马俑虽然在“数”的层面上与秦代兵马俑不相上下，但在陶俑群的“体量”上大大缩减，可以想象一下，当我们走进杨家湾陵墓时，犹如一个巨人闯进小人国的军阵，是不可能产生不寒而栗的心理震撼。由于尺寸较小，在细节刻画与个性的塑造也远远不及秦兵马俑，杨家湾兵马俑几乎是一个样子:大头、面目呆板、姿势僵直，应该是成批生产出来的，表明这种象征性陶塑俑应用的普及。
俑所表现的社会角色变化
西汉墓俑艺术的第二种重要变化与俑所表现的社会角色有关。骊山陵中目前发现的俑主要是兵士与执事，而汉朝初期在墓葬中重现死者生前家居生活场景之风渐兴，使得随从、仆役、守卫及表演者等这些死者在地下世界中不可缺少的仆役，皆以俑代替。
俑的社会角色的增加，体现出每个墓主希望通过修建陵墓创造属于自己的微观的另一个未来世界的愿望，使得制造陶俑的艺术创造活动近乎神话。忽然联想到中国上古时期“女蜗造人”的神话，根据公元2世纪的《风俗通义》记载:“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
女蜗传黄土做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泥人也。”由此看来，汉代制造陶俑的无名工匠却与创造人类的神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这种变化不仅出现于都会地区，也出现于全国各地。在南方，建于公元前年之前的著名的马王堆1号墓所出土的件木俑中，有件表现家居人物。
在东方，徐州附近北洞山一个由55米长的雨道及19间墓室组成的石室墓中，配置了件彩绘陶俑，包括放在墓道旁浅完中的武装卫兵，各墓室中陪侍的男女随从，以及在“乐舞厅”中表演的舞伎和乐师。随着墓葬雕塑题材的普遍转变，一些特别优美的形象相继出现，成为这个时期新的文化象征。
表现家居及私人生活之风的兴起，也与一种新的陶塑风格的出现和俑面部表情的改变有关。这些随葬的陶俑大多面带微笑，神情如梦似幻，与英气风发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截然不同，突现出西汉陶俑逐渐走向优美，含蓄、空灵、纯净的审美价值取向。它们似乎反映了当时的人对死亡的一种新态度:即死后永生的追求，视黑暗的地下为通往永恒来生的桥梁，这些陶俑象征的是一个非物质性的虚无空间。
这类陶俑的造型有其特定的固有程式:俑的头部与身体概括为圆浑的线条状，根据姿势略作拧动;弱化肩部的体积，配以夸张饱满的袖管;统一的鹅蛋脸型，五官比例匀称;刻画手法淡雅，衣纹若隐若现。“对付繁杂最锐利的武器就是抽象”。
所以，汉俑简约的外形和独特的高度的立体感造型，是一种高度凝炼的艺术手法，有力地避免了“正立面”，它建立的是一个多视点的“立面”空间。这些造型艺术特征在中国古代陶艺史上影响了相当长时间的艺术风格，为南北朝时期“秀骨清相”造型风格的盛行埋下了伏笔。
汉文帝的皇后窦后墓陪葬坑中出土的12件陶俑是这种风格的早期范例。这批俑多半是女性随从，形态优雅娴静，或站或跪，姿势简约而自然，乍看并无特别令人惊异之处。她们的面部几乎不带任何表情，却能表现出其内在的细微心理状态。服饰的细部刻划大都省略以达到视觉上的简约和谐。人像身体每一部分的细微起伏，从鹅蛋形的脸、圆润的双肩和小腿，到平顺的裙摆，都给人柔软温暖的感觉。
在东汉建国的两个世纪中，丧葬陵墓规则模渐趋宏大。在东汉君主提出的“以孝治国”的口号下，为祖先建立奢华的宏大的陵墓成为表达孝道的传统方式。东汉君主和贵族等统治阶级利用坚硬的石材来象征他们死后灵魂的永恒或永生。这一时代出现了数量众多的石俑、石马、石网、石兽、石棺及画像石等，推动了石雕工艺的发展。所以，东汉的墓俑数量明显减少，一座西汉早期墓葬出土一百件以上的的墓俑并不稀奇，而一座东汉时期的墓俑通常不到十件。
陶塑望台是至今所知这类雕塑中最大最精制的，这件陶塑望台高2米余，共五层，耸立于一窄小的庭院中，院门紧闭。它完全仿木构建筑塑造，其纵横的斗拱及镂空的窗根尤为精细。陈列在望台各层的弓箭和盾牌表明了这座建筑物的防卫功能。
守卫者在檐下的窗孔向外窥望;一面大锣挂在台顶，两人执褪立于锣下，准备一有险情便鸣锣示警。从这件陶塑望台可以体现墓主对私有财产视为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对生前奢靡生活的留念，并且希望将富裕的生活死后还能永远延续。这件精致陶塑望台巧夺天工的塑造技法减弱了其艺术韵味，不过，正是因为工匠面面俱到的精雕细刻还是建立了一个精美的“立面”空间。
结语
说明艺术造型方式上不论是在“数”还是“量”上都作消减，整体艺术成就远不及秦和西汉的辉煌。但陶塑在艺术题材上较西汉丰富了许多，大部分西汉墓俑是仆役、守卫及演艺者，东汉多是表现丰富财物的陶塑，如谷仓、望台、家畜、水井、厨房等。表明了东汉时期人们对待死亡的另一种态度——向往一个从满阳光、富裕及没有死亡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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