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享有“二十四史之首”的美誉，拥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它记载了从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
说起中国历史绕不开咸阳。咸阳是“中国第一帝都”。先秦完成了“大一统”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封建帝国，定都咸阳。
事实上，秦孝公十二年(前年)，秦国大良造商鞅为了深化其改革，摆脱旧贵族势力的干扰，提议都城由雍城迁至新建成的咸阳城，得到秦孝公支持。次年，秦国正式迁都咸阳。至公元前年秦朝灭亡，咸阳作为秦都共计年。秦国迁都咸阳，一方面，为了减少商鞅变法所遇到的阻碍，另一方面，相对于秦国之前的都城，咸阳扼渭水之渡，地势平坦，北有九嵕山，易守难攻，不仅具有极高的军事价值，而且周边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可以说是充分具备了作为都城的有利条件。
故都咸阳，是历史人物风云际会的大舞台。秦迁都咸阳的33年后，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年)，在咸阳，当着秦惠文王的面，秦相张仪和大将司马错展开了一场战国史上著名的辩论。争论的起因是，此时巴国和蜀国互相攻打，都来向秦国告急求救。秦惠文王想出兵攻打蜀国，但顾虑道路险峻难行，并恐怕韩国可能会前来侵犯，所以犹豫不决。张仪主张先攻打韩国，司马错主张先攻打蜀国。张仪虽然贵为连横派的领袖，这次却败在同样滔滔雄辩、有理有力的司马错口下。结果是秦惠文王听取了司马错的建议。
这年秋天，司马错与张仪、都尉墨等率军从石牛道出兵攻打蜀国，十月，灭蜀。在随后的数十年里，司马错率军多次重创楚国。司马错伐蜀是秦统一中国之前的一个重大的军事举措，如果说商鞅变法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经济基础，那么司马错伐蜀则为秦统一中国打下军事基础。
司马错是司马迁的八世祖。
《史记》是司马迁在遭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巨大身心创伤后的泣血之作。
汉武帝时，咸阳人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深刻影响史马迁，促使他立下推崇孔子，追寻《春秋》，撰写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旷世史书的雄心壮志。他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位史官，他对司马迁的影响至深。
翻开《史记》就会发现，人们如此喜爱那些具有强烈性格特征的英雄们，铭记这些豪杰壮志凌云的瞬间：即便是因家贫成为“雇农”，也有“苟富贵勿相忘”的深情厚谊。即便是一名普通的戍卒，在危急关头也能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
司马迁在《史记》中以生动传神的笔触记下“基层干部”刘邦出差到首都咸阳所感受到的震感，刘邦在街头观看到秦始皇的威仪后由衷感叹：“大丈夫当如是！”
根据《秦始皇本纪》的说法，秦始皇三十五年（前年），嬴政认为咸阳人多而“先王之宫廷小”，于是在“渭南上林苑”修建新宫殿。其前殿叫作“阿房”，规模之大，非常惊人。东西宽步，约合今米，南北长五十丈，约合今米。占地面积约8万平方米。殿上可以容纳一万人就座，殿下可以立五丈高的旗帜。
秦朝征调七十多万人修建，直到秦朝灭亡，即便是阿房宫前殿，也没有建成。有趣的是千年之后的唐代文学家杜牧在《阿房宫赋》里，以“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这般华丽的辞藻，描绘出了阿房宫富丽堂皇的景象。
也许是杜牧这篇赋太过有名，好像这座宫殿建成了似的。杜牧感叹如此人间胜景，最后却因“楚人一炬”，化为“焦土”，留给后世无尽的叹息。其实，杜牧所赋只是一种文学想象，而司马迁所言才是历史真相。
在《史记》的历史叙事中，“荆轲刺秦王”堪称脍炙人口的名篇，其情节悲壮激烈，精彩曲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兵马俑，均以方阵排列，构成了一个宏伟的古代军阵，是以秦军最精锐的咸阳卫戍军为模版，它的发掘和各地出土的秦简，使现在的人终于可以大致还原那些《史记》中未曾记载的秦国军队的细节。
在咸阳以北40公里处的泾阳县王桥镇泾水出山口附近有郑国渠引水口遗址。司马迁在《河渠书》中阐明了郑国渠对秦统一的意义：使得“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公元前年由韩国水利专家郑国主持兴建大型灌溉渠，约十年后完工。由于是郑国设计和主持施工的，因而人们称为郑国渠。
咸阳是大秦故都，汉盛之地，《史记》里的许多人和事都在咸阳留下历史痕迹。《史记》以咸阳为背景，绘就了一幅浓墨重彩的历史长卷，留给今天的人们来细细品鉴和涵泳。
孟渭泰来源咸阳日报
编辑周章龙
编审王宁